材料   新大明轮案

1928年至1931年间，在华日轮吨位由3900万吨猛增至4500万吨，在华日轮碰撞案件激增。

1928年2月18日约21时35分，日本第二厚田丸号撞向新大明轮船身，中属大通公司新大明轮全船沉没，船员、搭客惨遭溺毙者约300余人，船舶及货物损失约40余万元，时人因之称此案为“新大明轮惨案”。22日，《大公报》称：“事前新大明轮曾鸣笛告警，日轮未理。船毁后，该日轮又不顾，旋有大吉轮路过施救，结果搭客毙命者约二百至三百人”。《东京日日新闻》刊载：“此次事故的原因是新大明轮至下游驶来，从第二厚田丸前方横过，由于夜晚黑暗，新大明轮测距结果错误所致。”

遇难家属的诉求与抗争日方对遇难家属的经济诉求毫不在意，私下逼迫大通呈请外交部释放被海关扣留的第二厚田丸。遇难家属认为日方要求释放厚田丸乃“藐视国权”，毫无诚意解决本案之语，后经多次请愿，但外交部仍释放日轮。

社会各界之反响

国民外交后援会对外交部释放日轮表示不满，其谓：“处此青天白日之下，国民革命之精神原为打倒帝国主义，今外交如此，适足曾其淫威”。全国农工商学各界一致对日经济绝交，“五四精神，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总商会继续声援大通公司与遇难家属。

“未了而了”

《公法会通》中亦有“船入某国水界，或于海口下锚，或入江河，均归该国管辖，直至出境而后已”。公断委员会依据双方所列证据和证人证言，最终判定佐藤商会应负赔偿责任。至于遇难家属抚恤问题，国民政府外交部再度发起交涉，遇难家属亦有再度抗争之举，但终究收效甚微，造成不了之局。

——摘编自沈强《“新大明轮案”研究（1928～1931）》

材料一 中国传统的乡村秩序就是一种“礼治秩序”。这种“礼治秩序”的显著特点是，“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乡钟”。宋以后乡村自治开始确立北宋中叶，乡约正式产生。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乡约是宋神宗展宁九年（1076）由吕大钩所制定的《吕氏乡约》，具体内容分为四大纲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性。”此后历代的乡的在内容和精神上均了治的思想。四为乡约的自治性，家代以后出现了村社自治组织，国家对乡村自治开始正式认可。明太祖朱元十分重视预防犯罪和法制宣传早在吴元年即令人将律今中与民间生活密切和关的部分内容单独辑出，加以解释，形成《律令直解》一书，并下发到各地，以使百姓知法而不再犯法。具体到乡村治理，在官箴书、家法族规、乡约和乡治文献中均蛋调在乡村自治、德治的基础上，必须遵守国法，强调国法的权威性。

——摘编自高学强《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沿革及其历史镜鉴》

材料二 南京国民政府从1928年起着手乡村治理改革。抗战前须布的《县组织法》，形成了乡村各级自治组织的雏形，激起了民间乡村自治实验的展开；1934年起保甲制的实施，维护了乡村治安，同时也加强了国家对乡村的拉制。1939年新县制的建立，标志着乡村自治的终结和国家权力对乡村治理完全控制的开始，南京国民政府的乡村治理是传统乡村治理向现代乡村治理的转折阶段，其中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以及应对的策略与方案可为我国现代化乡村治理体制的建设授供良好的启示。

——摘编自于欣系《南京革今政府时期的乡村治理》

材料一   自秦汉至明清，县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多是乡里两级。从表面上看“里”具有乡约自治功能，但本质上是以村落为基础的赋役征收单位，乡（管、都、保）则是介于县与里之间由若干村落组成的地域性行政单元，而家族是乡土社会不可忽视的治理依托。乡里承担着维持国家在基层正常运转的重要任务。秦汉时期，在有秩、游微之外，由三老负责教化便有很强的自治色彩。到隋唐时期，乡的功能进一步弱化，基层权力向州县集中。王安石变法后，县以下的保甲组织开始成为皇权的载体，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增强，乡里自治色彩再次削弱。基层行政权力的缩小、行政人员威信和统治力的下降为士绅和宗族势力的补充提供了空间。

——摘编自王伟进等《我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演进特征及其影响》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治理实行了国家主导下的“政社合一”的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下，乡村治理的主体是单一的政府；政革开放以后，政府的单一主体模式被打破，开始了政府与市场两元主体治理时期。2006年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乡村的治理主体又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在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下，乡村治理形成了以广大农民为主体，政府、市场、社会组织、新乡贤等多种组织和个人参与的多元主体的乡村治理模式。新时代，为了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一个以农民为主体，政府、社会组织、新乡贤以及新型经营主体参与的多元主体的乡村治理体系正在不断完善。这样的体系构建既保障了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调动了其参与乡村建设和发展的积极性，也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效果。

——摘编自蒋永穆等《新中国70年乡村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