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世纪以前，英国经济最发达和人口密集的地区是以伦敦为中心的东南部。18世纪以后，人口向西北地区移动，在丰富的煤矿产区，出现了新的工业中心。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写道:“人口也像资本一样地集中……大工业企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共同劳动，这些工人须住在近处，甚至在工厂的近旁，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镇。于是村镇就变成小城市，而小城市又变成大城市。资本家和工厂主为获取廉价原料、劳力和销售市场，赴乡村不断建设新厂，围绕这些新厂不断形成新的工业城市，它们在旧产业城市周围接二连三地聚集起来，形成了工业城市带。由于大工业的发展需要新的交通工具，在交通沿线也形成了一系列独立的城市。这一时期的城市化依托于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引起了城市功能结构的变化，破坏了原来脱胎于封建城市的那种以家庭经济为中心的城市结构。同时，资本家、地产商大量的以谋利为目的出租空间。城市中劳动人民居住条件恶化，形成贫民窟；而资产阶级在环境较好的地区建造舒适的高级住宅别墅。当然、城市的盲目扩展、城市化的无序开展，也造成了城市布局的混乱，形成大量的、紊乱的人流、物流，造成车辆剧增和交通堵塞。

——摘编自郭笑撰《西方城市化理论、实践与我国城市化模式的选择）

材料二   中国城市告别传统城市形态走向近代是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中国的城市近代化发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批有别于传统封建市镇的近代城市首先在通商口岸崛起。……这些通商城市以贸易为中介，并通过强行建立租界等手段，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新的技术、城市建设与管理、文化样式及价值观念移植嫁接到传统城市之中，从而使这些城市走出乡村社会及文化的包围而开始了艰难的近代之旅。

——摘编自涂文学《中国近代城市化与城市近代化论略》

材料一 我国城市规划历史悠久。在《周礼考工记》中记载：“医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道。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左传隐公元年》孔疏：“王城方九里，公城方七里，侯城方五里，爵城方三里。”《管子》提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摘编自《西周时期城市规划理念探讨》

材料二 近代中国的城市化有着一系列的局限。一方面，由于城市变革更多的属于外力冲击下的被动过程，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和自主性。加上持续动荡的社会环境，因而始终徘徊于传统与近代之间，只能说是“半截子”近代化；另一方面，近代因素在中国社会的渗透和扩散，在地域空间上很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内陆城区，南方地区与北方地区、口岸地区与非口岸地区在近代化形式和发展水平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更进一步讲，中国近代的城市化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外力强制的移植，必然与中国社会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从而走上一条扭曲的道路。

——摘编自陈国灿《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历史透视和现实思考》

1879年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1896年至1903年于英国、德国、法国学习、实习、研究，1904年在马来亚槟榔屿开设私人诊所。

1910年12月东北发生鼠疫大流行，清政府任命伍连德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实行分区逐户检查，实施隔离；调集军队，管制交通，稽查人口出入；训练卫生警察，协助防疫工作；居民佩带符号，如须往来他区，须请路条。在防疫过程中，伍连德创造了一连串“第一次”：亲手实施了第一例病理解剖，首次提出“肺鼠疫”的概念；设计“伍氏口罩”，让中国人第一次用口罩预防传染病等。在伍连德的指挥下，疫情于4个月后戛然而止。为了介绍此次鼠疫防治的成功经验，清政府在奉天组织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伍连德出任主席。

后担任中华医学会首任会长、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北京协和医院的主要筹办者，193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1937年躲避战乱举家重返马来西亚。开设私人诊所。1960年1月21日病逝。

材料   新中国成立和期:各种急慢性传染病等出生病和地方病严重威胁民众生命健康。中共中央为此连续召开三次全国卫生会议，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结合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通过发表书刊普及科学卫生知识，宣传唯物主义思想，破除迷信，实行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预防接种和预防注意，建立疫情报告制度，对各种疫情及早报告、及早治疗、及早隔离，防止传染和蔓延，建设有效处理疫情环境，加强交通卫生检查等等，组建和派遣中央和地方各级卫生防疫队，建立和完善基层卫生组织和各专业性防疫机构。同时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群众性卫生运动，改善生活环境和卫生习惯。在党和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的不懈努力下，新中国初期的瘦病防控取得了重大成就。

——摘编自李洪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大疫情与国家应对》

材料一   明朝后期疫病发生频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在1580年、1639年出现两次延续多年的瘟疫。疫情出现后，明朝基本上都是向疫区派出医官对患者进行诊治，并散发相关的药剂，向灾民派发小额救济钱物，同时设坛做法事，期盼降神而祈福禳灾。有官员曾上疏说：“今之人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明朝防疫的消极反应在很大程度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影响，认为瘟疫是天神“震怒”的表现，这种观念使人丧失了与疫病积极斗争的意志，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责任也趁机被推卸、瘟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崇祯六年（1643年），北京鼠疫流行，不到7个月时间，就造成了20万人死亡，蔓延势烈，形势惨重。

——程杨《中国明清时期疫病时空分布规律的定量研究》

材料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卫生”一词日益流行。从知识精英到一般知识分子，中国的文化论述里弥漫着讲求卫生、强身救国的主张。文化市场涌现大量的生理卫生、生殖医学的书籍和刊物，相关的广告与介绍也频繁见诸报端，大多强调西方的兴盛与其对生理卫生学的重视密切关联，表示译者或作者的目的即在希望种族强盛上。《高等小学卫生教科书》（1903年）广告词言：“今亟译此类之书，以饷吾国民。凡有保种之责，而知亡国之忧者，盖令青年子弟日肄习之。”

——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