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周朝的翻译活动算起直至五四运动前为止的近3000年间,我国翻译活动经历了3次高潮。
第一次翻译高潮是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东汉到唐宋时期大量印度梵文佛经被翻译成中文,使印度的佛教和文化开始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对哲学、文学、艺术和民间风俗等产生深刻影响。
明末清初,许多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不仅带来了西方的宗教,还带来了西方的科学,由此引发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即明末清初的以科技翻译为主的翻译活动。
第三次翻译高潮是鸦片战争后至五四运动前的西方科学、政治思想和文学作品翻译。这个阶段李鸿章设立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翻译了大量的自然科学书籍。严复、梁启超、林纾等翻译家译介了西方政治思想、科学方法的著作和西方文学著作。
——摘编自张永中《论中国历史上翻译高潮产生的成果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材料二 1978—1990年,全国年均出版翻译作品2192种;1995—2003年,年均出版翻译作品超过1万种;2003年至今,出版翻译作品已超过数十万种。在积极介绍西方文化的同时,中国的翻译家也将中国的优秀作品译成外文。2011年中译外第一次在比重上超过了外译中,使中国翻译市场从输入型为主转变为输出型为主。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是多样化的,增加比较快的一个突出领域是中国的时政类信息,包括领导人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文版刚一面世,就有16个国家的出版机构签约翻译出版非通用语种版本。
——摘编自黄友义《服务改革开放40年,翻译实践与翻译教育迎来转型发展的新时代》等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分析三次翻译高潮的影响。
(2)概括材料二中翻译活动的特点,结合所学分析其形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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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明代乡绅阶层是国家权力束梢的自治主体,充当国家治理乡村的代理人。其来源,一种是未仕但具有准官僚资格的生员、监生、举人;一种是通过科举途径做官而致仕的居乡官僚;第三类是无功名无官职的乡里领袖,被地方官任命为“乡约正”,负责讲解圣谕和约规,以和睦宗族,正地方风俗。明末,顾宪成和高攀龙因政治失败,以乡绅的身份隐居无锡乡里,重修东林书院,主持读书讲学活动,被称为“东林党人”。崇祯年间,乡绅张溥等人在江南地区组织了规模庞大的“复社”组织。东林党和复社都积极参与政治运动,追求社会稳定和政治清明,对晚明政治产生了极大影响。
——摘编自秦德君《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意蕴》等
材料二 1540-1640年被称为“流动的世纪”,英国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乡绅阶层日益兴起。乡绅属于地主阶级,是介于贵族与农民之间的中间阶层,大致包括骑士、缙绅与纹章乡绅三个群体。16世纪初乡绅人数约为6000,到17世纪末增长到约20000人。乡坤人数增加源于社会流动的加快。英国农业资本主义与商业的迅猛发展导致新财富增加,一大批出身非乡中家庭的新富人士集中涌现,通过努力实现了地位提升。宗教改革后,大量的修道院士地被政府没收并出售,促进了土地市场活跃,为大批新富人士通过购置土地成为乡绅地主提供了条件。国家对于新富之人积极吸纳,为其提供了政治保证。1568年官方纹章院开始向新兴社会人士开放申请,引起人们追逐爵位纹章的热潮,出现了“荣誉膨胀”现象。据统计,1560-1639年间官方授予的新纹章数量多达3760个,而成功晋升绅士的莎士比亚正是这一变化的受益者。
——摘编自许明杰《从莎士比亚遗嘱看英国乡绅的兴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晚明乡绅阶层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晚明与英国乡绅的不同点,并分析其成因。
材料一 公元前5世纪至1世纪希腊世界与中国部分大事简表
时间 | 事件 | |
希腊世界 | 中国 | |
公元前460年- 公元前446年; 公元前431年- 公元前406年 | 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爆发两次战争 | |
公元前403年 | 三家分晋 | |
公元前379年- 公元前387年 | 底比斯与斯巴达之间爆发战争 | |
公元前354年 | 魏齐桂陵之战 | |
公元前338年 | 马其顿与雅典、底比斯之间爆发战争 | |
公元前334年- 公元前324年 | 亚历山大东征,建立起希腊化的亚历山大帝国 | |
公元前318年 | (第一次)五国联合(合纵)攻秦 | |
公元前260年 | 秦赵长平之战 | |
公元前323年- 公元31年 | 亚历山大病逝,帝国分裂。巴尔干半岛混战重启,最终被罗马人征服。 | 秦逐渐统一天下;汉建立并巩固大一统帝国 |
——摘编自崔连仲《世界通史》
材料二 从文化上来说,希腊是西方文化的发源地,而我们中国是东方文明的发源地,两个国家都是历史悠久的古国,从文化底蕴上来说二者有着同样的经历。在进入国家文明之后的第一时期中,两国的历史脚步所表现出的国家文明特质,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古希腊国家文明的突然中断性,与古印度文明的突然中断性极其相似,都是强势异族入侵,都是原生文明毁灭,都是陷入黑暗与深渊。早期中国的国家文明的发展脉络清晰、轮次分明、记载翔实,国家行为非常有力而活跃,国家制度的体系化已经形成了坚实的独立文明根基。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国家文明的发展,表现出了鲜明的主体传承性与连续性递进的发展性。
——摘编自孙皓晖《早期中国与古希腊文明的比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归纳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1世纪中国文明与古希腊文明历史演变的共性与差异。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从文明特质、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思想文化等角度简析当时中国和希腊历史发展趋向出现差异的原因。
材料一:孔子从个人修养的角度强调体育的重要性,把学习射、御、舞当作人自身修养的必须内容看待,是推行“礼”的具体工具。这种思想教诲人们不要执着地向外开拓,而要潜身于所谓的自省。人们往往表现为知足常乐,不为人先,影响了中国古代体育注重和谐的整体化伦理。汉武帝之后,大一统思想强调自然界整体事物之间的内在关系,对体育观念影响很大。宋明理学很大程度上强化了社会成员的服从意识,俯首帖耳、顺者为孝成为青年人品格的理想要求。对于以“动“为基本特征的体育娱乐活动的发展形成了无形的屏阻,这为重文轻武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清代更是忠实地借鉴了宋明理学的做法,在统治者对儒学的极力推崇中,进一步完善了传统体育观念从文武并重向重文轻武的转变。
——摘编自王京龙《儒学发展对传统体育观念的影响》等
材料二:希腊哲学为古代奥运史留下珍贵的精神遗产。苏格拉底主张“凡属希腊国民应注意健身之道,以应付国家需要,以保民卫国为天职”。亚理士多德不仅亲身参加体育实践,而且在《国家论》中提出体育、德育和智育应相互联系,智力的健全依赖于身体的健全,体育可以先于智育。他认为运动过度或运动不足都会对身体有所损害。他提倡开展体操活动,认为这是最适合身体锻炼的方法,体育既能强健体魄,又能塑造人们的形体美和心灵美。古希腊哲学家们关于体育价值的认识成为近代奥林匹克运动复兴的精神源头。
——摘编自熊斗寅《顾拜旦体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三:1894年6月,在顾拜旦的努力之下,国际体育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成立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并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1896年4月,第一届现代夏季奥运会在它的故乡-雅典举行。参加本次大会的共有来自欧洲、美洲和澳洲的13个国家的311名运动员。这成为近代世界体育史上的壮举。虽然规模很小,内容单一,也不够规范,但它是一个火种,一支火炬,100多年来,以燎原之势,照亮了五大洲。
被称为近代中国体育教育的一面旗帜的张伯苓,主张把体育作为必备课程,同学生一起到户外打球、跳高、跳远、骑自行车……力倡“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他还积极传播奥运理念,倡导体育强国,为国人绵延不绝的强国梦第一次注入了奥运元素。1907年10月24日,他呼吁:“我对吾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运会充满了希望。”1908年,几个南开学生在《天津青年》上撰文提出:中国何时能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派一支运动队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
——摘编自王德蓉《奥运先驱张伯苓》、熊斗寅《顾拜旦与奥林匹克运动会之五》
(1)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与古希腊对体育认识的异同。
(2)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现代奥运会兴起的背景及近代中国追逐奥运梦想的原因。
材料一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为了获得美国更大的支持与援助,和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条约表面上双方享有对等权利,而实际上通过条约全中国领土均向美国开放。条约签订后,美国商品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市场,仅1948年上半年内,平津两市民营工厂倒闭十分之七、八;青岛七百余家民营工厂几乎全部歇业;上海剩下的三千余家较大的工厂,开工率仅及平时的百分之二十。同时期,轻工业产量比抗战前约减少百分之三十,重工业约减少百分之七十。
——摘自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国现代史》
材料二 建国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变化表
时间 | 对华管制政策 | 备注 |
1949年 | 允许非战略物资出口,禁止军事物资出口 | 新中国刚成立 |
1950年 | 实行全面禁运 | 朝鲜战争爆发 |
1952年 | 扩大对中国禁运,中美贸易冻结 | 巴黎统筹中国委员会(输出管制统筹)成立 |
1969年 | 贸易解禁,允许非战略物资的贸易 | 尼克松执政 |
1972年 | 允许非战略物资出口,享受偏向性优惠 | 《上海公报》发表 |
1980年 | 原则上可获得军民两用技术 | 苏联入侵阿富汗 |
1983年 | 将中国提升为“友好非盟国”待遇,基本取消对华输出管制 | 里根执政 |
——据姜辉《美国出口管制政策与我国技术引进路径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例》签订的历史背景及其对中国造成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阶段性变化及其原因。
材料一 新航路的开辟,新作物的引入和扩植,意味着能够种植作物的地方变多,农民在垦殖(种植新作物)过程中,即使注意保持耕地肥力、降低水土流失的可能性,也会因为垦殖过程中破坏了植被对河流产生负面影响,在某地频繁出现洪灾且耕地肥力明显下降的情况下,农民通常会选择到新的地方垦殖,由此开始了对新的地方的破坏,呈现出恶性循环状态,自然灾害的发生率随之持续上升。与小麦和水稻等传统作物相比,玉米、红薯和土豆等新作物的引入和扩植,能够有效降低出现粮食危机的可能性,助推明清两个王朝(尤其是清王朝)人口总数的增加,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新作物的引入和扩植也提升了清王朝面临的人口压力。
——摘编自林妹含《美洲新作物的引入和扩植:对中国的影响及启示》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认识越来越成熟,务实合作、互利共赢、多元包容成为当代中国对全球化的总体认识和战略选择的出发点。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不断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同时,也肩负起一个大国应有的担当,并开始用自己的能力反哺世界。通过自身发展推动全球化进程,并尝试承担起更多国际责任,为全球治理创新贡献方案,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世界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2021年中国GDP比上年增长8.1%,经济总量突破110万亿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近两成,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十分可观。从国内发展到国际秩序维护,中国始终是全球化的正向推动力量。在一次次全球性危机中,中国主动承担大国责任,帮助世界经济走出困境。
——摘编自王辉耀、苗绿《从被动到反哺:中国的全球化之路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以明清中国为例,简析新航路开辟后物种交流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成为全球化的反哺者的表现,并简析其原因。
材料一 1938年,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中指出:"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宣扬我们的祖先,而是为了进一步增强民族凝聚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方向都放在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种种侵略史观的批判、对中国历史上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英雄的讽歌,以及对那些卑躬屈膝、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的谴责”。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社会形态说,同时紧密结合中国自身历史特点,把中国历史演变当作有规律的过程来把握,以翔实的史料系统阐述了中国社会发展历程,并深刻地揭示了其中内在的规律性。郭沫若在谈到这时期自己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时公开宣称:"我的好恶的标准是什么呢?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队伍和社会影响迅速扩大,以至有人惊呼:"今日研究社会科学者,已多趋于唯物派一途"。当然,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也出现了一种以古喻今、以古人古事说今人今事、把历史和现实简单类比、一概否定统治阶级的活动等实用主义的倾向。到抗战后期,史学研究者开始自觉加以纠正,使自己的史学研究更加实事求是。
——摘编自陈前《论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迅速发展》
材料二 戴逸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尊重历史事实,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具体论断是可以修改、可以补充的,但唯物论、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是长青的。"2005年,在《经济—社会史评论》座谈会上,齐世荣、侯建新、马克盎等学者谈到“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的考察,如果在世界历史的大的坐标系内进行的话,就有可能看得更加清楚"。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是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需要。
——摘编自侯云灏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成就综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特点及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研究发展的主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