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汉承袭了秦的户籍制度，与此同时又采用了编户以及乡亭制等有力措施把农民固着在土地上，以使土地得以充分有效的利用，从而保证国家有充足的赋税收入。汉政府表彰累世同居，法律禁止父母健在的情况下子孙分门立户，魏晋时期，政府颁布了“户律”，实行编户齐民，将户籍管理法律化。宋朝实行都保制，王安石变法时期又实行保甲制度强化对社会的控制。宋朝有最为典型的特权户籍"官户”，它可享受荫补（即做官的资格），减免某些税收，差役免除和减免刑法等特权。元代以后，工匠被编入专门的户籍叫“匠户”。明代以户帖制与黄册制登记户口，将户口、土地和赋税三者合一。在管理上，明朝实行里甲制，严格限制人口的流动，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处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清朝康熙之后，随着“摊丁入亩”政策的推行，赋税和户口之间的关系被土地所取代，户籍申报编制的经济意义降低。随着保甲制度在全国范围的广泛建立，乾隆三十七年，取消五年一次的户口编审制度，代之以通过“岁计”了解各地户口增减情况，淡化了户籍的赋税功能，而强化了政治控制功能。

        ——江立华《我国古代的户籍制度及其特点》

材料二   中国古代的人口统计都是以户口为调查对象，而掌握户口数的主要目的是征收赋役，因此政府在统计时只限于设置郡县的地区。普遍存在的户口隐匿和人户逃亡也降低了户数统计的准确性。明清时期，户籍与赋役逐渐脱钩，但百姓依然以少报或漏报为宜。

——摘编自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1卷）

材料三   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四川遭受了多次战乱、天灾及瘟疫，境内人口锐减，耕地大量荒废。当时四川人口大约只有50万，达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在此情况下，清政府实施“移民垦荒”政策。尤其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政府明确规定四川荒地归移民所有，全国掀起了移民入川的浪潮。在不到100年的时间内，四川移民已达632万人。到嘉庆末年，四川人口更是达到2000多万，全国最多。这次移民中，湖北、湖南的最多，故称“湖广填四川”。大规模的移民使四川农业生产力迅速恢复。“五方杂处”的环境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四川移民文化，如川剧。同时湖广填四川改变了汉唐以来由北向南移民格局，开创了由东向西大移民的先例。

——摘编自陈世松《大变迁：“湖广填四川”影响解读》

材料   两汉之际佛教经中亚传入中国。汉魏之际，佛教的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理论对生死问题提供了一种解答，颇能满足士大夫的心理需求，加上其与玄学有相通之处，故佛学传播渐广。中国人在消化佛教哲学的同时，也把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融入佛教，使佛学本土化。南北朝时期，佛教更盛，寺院经济发达，拥有大量的土地和依附人口，由此引发了统治者的灭佛行动，但并没有改变佛教流行并在中国扎根的趋势。到了隋唐，佛教进入鼎盛，隋唐的佛教学说最大的特点，是把儒家的心性佛教化。佛教文化的输入促成中国文化内容与形式重大变化的同时，其自身也变成了中国化的佛教文化。唐宋之后的诗、书、画的发展，常常与佛教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等

材料一   宋末至元，中国人向海外移民曾出现两次高潮，一是宋末元初大批亡国的宋朝臣民移居印度支那，二是元朝派兵征讨爪哇失败，许多士兵流居当地成为华侨。元朝统治阶级承认他们在国外侨居的事实，并制定专门法律保护侨胞。明朝统治者面对海外已发展起来的华侨社会不是采取保护的措施，而是持敌视的态度，甚至与殖民者勾结，共同打击华侨商业贸易活动。

----摘编自毛起雄《我国古代侨务立法初探》

材料二   “护侨”“用侨”构成了晚清政府华侨政策的主要特色，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华侨的作用，同时加强了华侨与祖国的联系，促进了华侨民族主义思想的兴起。但清政府护侨的目的在于控制华侨，并利用华侨的经济力量，本质上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晚清的华侨政策也有许多缺陷。

----摘编自赵红英、张春旺主编《华侨史概要》

材料三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党中央对侨胞有了更多的认识。1984年，习仲勋提出“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把外籍华人同华侨完全等同看待，不注意国籍界限，使外籍华人感到为难……二是把外籍华人同一般外国人完全等同看待……以致伤害外籍华人的民族感情和支援我国建设的积极性。”

----摘编自庄国土主编《世界华侨华人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