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21年，人民出版社曾出版15种“马克思全书”、14种“列宁全书”等共计59种书籍，旨在“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除译介外，以李大钊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也纷纷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理论来宣传。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满足于“只向知识阶级作‘学理’的宣传”，他们对建立更大范围的“联合”抱以期待。为此，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实践中围绕“劳动”等具体观念，推动建立民众与知识阶层团结一致的阵线。1919年5月至1920年5月期间，国内各种报纸上登载俄国革命相关的译介文章约在110篇以上，其中态度客观及报以同情的文章达95篇之多。以《新青年》“俄罗斯研究”栏目为例，虽大多为译作，但内容涉及劳工联合、农业制度、经济政策、教育、妇女解放、文学文艺等众多议题，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
——摘编自蒋含平、汪娜娜《从“学说”到“思潮”的知识演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1917~1921）》
材料二 依照刘大年的看法，在近代社会的不同阶段中，帝国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它们的矛盾斗争各有特点。因此，新编写的中国近代史著作要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只讲政治事件，也要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不只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要讲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刘大年作为亲历抗战全过程的学者，对抗日战争的历史时代作了认真地反思，他认为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各阶级、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进行的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刘大年认为，讲过去的事，回答现在的问题，展望未来，是历史科学的基本特点。
——摘编自张海鹏《纪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刘大年的主要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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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我对于政治底态度，一方面固然不以绝口不谈政治为然，一方面也不愿意和一班拿行政或做官弄钱当作政治的先生们谈政治……我们把国家，政治，法律，看做一种改良社会的工具，工具不好，只可改造他，不必将他抛弃不用。
他们（胡适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反对马格斯底阶级战争说很激烈，他们反对劳动专政，拿德谟克拉西来反对劳动阶级底特权……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
我虽然承认不必从根本上废弃国家，政治，法律这个工具，却不承认现在的资产阶级（即掠夺阶级）的国家，政治，法律有扫除社会罪恶的可能性。
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摘编自陈独秀《谈政治》（1920.9.1）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近代史知识，指出五四前后陈独秀的阶级立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并概括其《谈政治》一文的写作背景。
(2)选择材料中的一个观点，并结合所学中国近代史知识予以评述。
材料一 中国历史上的春伙战国时期，上接夏商周特别是西周时的礼乐文化，形成了“和而不同”的诸子百家之学，产生了不同的学派后来的中华文化都可以从诸子百家之学中找到原初的基春论点，即文化基因汉代以后，中国历史上就逆步形成了以汉放为主仆的文化共同体之所以说总以汉放为主体的文化共同体，是因为中国光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放和少故民族都为祖国的疆土的开发、建设，为中华文化传承、发展做由了贡献汉放与少教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会通，构建了中华文化的家图，其中积流着民族的智思、民族的价值尺度、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具有自身的特性。
——张岂之《深刻认识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
材料二 1840年以来，中国文化迈入从传统走向近现代的转型，19世纪末，从康有为到孙中山，仁人志士从西方文化体系中寻找救国良方多方努力，但均未成功；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同样光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后，才使中国最终摆脱百年困境，走向独立富强，中国人之所以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足因为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与此同时实践也证明了中国文化出路——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中国固有文化体系二者结合，并不断吸纳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以使中华文化体系能与时俱进，永存活力。
——摘编自曾加荣《中国传统文化概要》
材料三 当时欧洲知识分子正被有关传说中的遥远的中国文明的许多详细的报道所强烈的吸引住……中国由于其儒家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军事才能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艺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崇为模范的文明。
——摘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恨据材料一、概括中华文化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文化在近代发生的新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解释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
材料一：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于“五四”之后以异常迅猛之势形成高潮。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团体相继在各大城市组成，一个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活跃于各地论坛。舆论界表现出来的热情，正是反映出马克思主义适应灾难深重的中国社会改革之急需。马克思主义在先进的中国人的心目中，被作为能够使国家民族解危救难的理论和方法受到热切欢迎。
——摘编自《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
(1)指出材料一中马克思主义传播在“五四”之后形成“高潮”的表现，分析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材料二：为扭转当时革命的局面，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毛泽东提议“上山”，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1927年9月毛泽东果断将秋收起义余部转向敌人统治薄弱的边界农村地区，由此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天地、新境界。
——据王红霞《精准理解中国革命道路新理论》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毛泽东作出“上山”决策的历史背景，及其“上山”实践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
材料三：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
——引自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阐述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如何建立现代宪政政治以及在经济领域进行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