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将吉祥图案用于服饰装饰始于夏商周时期，服饰上有无图案，是区分奴隶主与奴隶身份的重要标志，吉祥图案主要是龙、凤、虎、蟒等象征王权的动物纹,纹样只能在形象上做到近似。秦汉魏晋时期，服饰图案写实性增强。汉以来，富庶人家服饰上也出现了小型花卉纹、几何纹等花式。受道教影响，马、鹿、鹤等性格温顺、富吉祥寓意的动物更多出现于服饰图案中;在佛教影响下,西方花卉、象等图案受到推崇和运用。唐宋两朝社会开放，图案丰富精致。唐代花卉图案被广泛应用于服饰装饰,华美大气;宋朝的花卉图案更是服饰上的主要图案，惟妙惟肖，平朴近人。元朝时期，吉祥图案承袭宋代艺术风格，又包含有少数民族、西域和异国风情。明清吉祥图案保有宋元特点,并受到西洋画写实技法影响。明清两代，唯帝王与官员服饰上能见到兽纹，兽纹渐被植物纹替代;民间百姓除不能用绣有龙、凤、蟒、飞鱼、斗牛及补服的花纹外，其余一些带有美好寓意的图案都可穿着。
——摘编自黄灿艺《传统吉祥图案在历代服饰艺术中的特征与发展变迁》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在服饰艺术中的变化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影响其变化的因素。
(2)如何认识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在服饰艺术中的发展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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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朱熹集中了前人(特别是程颐系统)的儒学研究成果，形成了新儒学体系。他把《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理论根据，构建上自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一整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编著《四书集注》，用理学思想重新解释四书，使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他通过编撰《童蒙须知》等启蒙著作，对儿童的衣着、饮食等日常行为都作了道德规定。比如，穿衣要颈紧、腰紧、脚紧。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 程朱一派专在士阶层中求发展，终于成为新儒家的正统。直到王阳明出现后，陆王才真正能和程朱分庭抗礼。王阳明的“致良知”教以“简易直接”为特色，是和朱子“格物致知”的理论长期奋斗而获得的。他认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因而打破了朱子“读书明理”之教在新儒家伦理和农工商贾之间所造成的隔阂。王阳明以来有“满街都是圣人”之说，新儒家伦理因阳明学的出现而走完了它的社会化的历程。
——摘编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朱熹学说形成的原因，并概括朱熹推广儒学的路径。
（2）根据材料二，比较王阳明学说与朱熹学说的不同点，归纳王阳明思想的社会意义。
材料一 东周时期，生产力显著提升，生产关系剧烈变化。当此时，诸家并出，百花齐放，儒尚仁义、道体无名、法兼势术、兵贵止戈……皆欲塑当世之秩序，焕华夏以新生，故而风云激荡，史称百家争鸣。其所争者，为济世之要枢；其所鸣者，为治平之大道。
——故宫博物院展览《何以中国·源·启蒙奠基》
材料二 汉唐以降，得益于陆上、海上贸易线路的畅通，中华文明同外部文明展开更加广阔的对话。中华文明始终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向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
——故宫博物院展览《何以中国·流·和衷共济》
材料三 在对技艺的推敲、对规律的总结、对民生的眷念中，中华民族展现出非凡的创新精神与创造伟力。四大发明，耕作蚕织，制瓷铸铁，建筑园林，茶叶医药，天文地理……各项科学技术成就，无不凝聚着中华民族尽精微以求新知、致广大以惠亿民的探索精神。
——故宫博物院展览《何以中国·汇·格物维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分别指出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在“塑当世之秩序”方面所提出的主张，并用一句话概括百家争鸣对后世的影响。
(2)列举两例唐朝时期“中华文明同外部文明展开更加广阔的对话”的具体表现，并分析其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指出明清时期系统记载了中国古代医药学和工艺学相关知识的著作名称，并概括这一时期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所呈现的新特征。
材料一 宋儒通过对经典的研究，发现经典并非“圣道之全”，经典中还有不少阙文，不仅秦始皇焚书造成五经残缺，儒家经典在流传过程中也产生很多错误，影响了人们对圣人之道的理解。此外，不少宋儒还认为经典有牴牾之处，经典所记与历史事实有出入，经典中的一些内容立意并不高远，值得怀疑。有些人还指出六经之中的一些观念，也与社会现实有矛盾。宋儒还通过总结汉唐以来经学的种种误区，指出治经应以切于实用为目的，应以讲明圣道、求得义理为旨归。因此，面对异质文化的严峻挑战，首先要起来维护儒家主体文化的神圣性，特别是发掘儒家文化的内在价值，这是一场保卫“圣人之道”的文化战争。
——摘编自《宋代疑古思潮简史》
材料二 随着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史学界“疑古”思潮再兴，对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所记载的夏商周三代以及五帝时代的历史提出诸多怀疑。1919年，胡适提出：“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20世纪20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通过疑古书、疑古事、疑古人的方式，提出以往的古史都是“层累地造成的”，从而彻底否定了司马迁古史体系的真实性。顾颉刚否认夏禹的存在，他通过对古史传说及《说文》的考证，认为“禹不是人而是一种动物——虫”。
——摘编自刘毓庆《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疑古思潮及其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宋代“疑古”思潮的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指出两次“疑古”思潮的不同点，并简要评价20世纪的“疑古”思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