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的变迁

材料梁启超将中国近代思想的演变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时间是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一直到甲午中日战争。其主要表现是自强运动。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时间是从甲午中日战争起到民国六、七年止。这一时期思想的变动是因为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而引起的刺激，而有戊戌变法等寻求制度的变革……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第三期，便是从文化上感觉不足。这一时期是在第二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同时也是对第二期“政治界虽变迁很大，思想界只能算同一个色彩”的推进。

梁启超认为中国近代思想表现出“剧变”的特征，在梁启超看来，中国近代思想处于急剧的变动之中，而且“确为从前四千余年所未尝梦见”。梁启超同时认为，中国近代思想的变迁还具有“新陈代谢”的特征，其表现是：第一期，如郭嵩焘、张之洞等辈，算是很新很新的怪物。到第二期时，张之洞在第二期前半，依然算是提倡风气的一个人，到了后半，居然成了老朽思想的代表了。在第二期，康有为、章炳麟、严复等辈，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到第三期时，许多新青年跑上前线，这些人一趟一趟被挤落后，甚至已经全然退伍了。

——摘编自吴汉全《梁启超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材料   根据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可以就现代化问题提出如下一组命题：

（1）一个国家经济愈落后，就不可能从传统政治体制向现代民主体制直接过渡，而需要通过若干中介阶段；

（2）一个国家经济愈落后，首先解决的问题是国权问题（民族解放）而不是民权（个人解放）问题，是民族的生存权而不是个人的人权；

（3）一个国家经济愈落后，就愈需要权力集中；

（4）一个国家经济愈落后，工业化的启动就就愈需要强大的国家导向与政治推动；

（5）一个国家经济愈落后，农村势力（上层地主阶级、下层农民阶级）在社会变革中就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摘编自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

材料一   今之标立宪主义以为国体论之护符者，除非其于立宪二字别有解释，则吾不敢言。夫前清之末叶，则固自谓立宪矣，试问论者能承认否？且吾欲问论者，挟何券约（证据-命题者注），敢保证国体一变之后，而宪政即可实行而无障？如其不然，则仍是单纯之君主论，非君主立宪论也。既非君主立宪，则其为君主专制，自无待言。不忍于共和之敝，而欲以君主专制代之，谓为良图，实所未解。今在共和国体之下而暂行专制，其中有种种不得已之理由，犯众谤以行之，尚能为天下所共谅。今如论者所规划，欲以立宪政体与君主国体为交换条件，使其说果行，则当国体改定伊始，势必且以实行立宪宣示国民。宣示以后，万一现今种种不得已之理由者依然存在，为应彼时势之要求起见，又不得不仍行专制，吾恐天下人遂不复能为兀首谅矣。

——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1915年8月20日）

材料二   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自经次之实验，国中贤者，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确。吾人拜赐于执政，可谓没齿不忘者矣。然自今以往，共和国体，能巩固无虞乎！立宪政治，果能施行无阻平？以予观之，此等政治根解决问题，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1916年2月15日）

2004年岳麓版必修1《五四爱国运动》一课中表述为：1915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密约，妄图使中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二十一条”的主要内容包括：……五、中国政府须聘用日本人充任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在中国内地所设日本医院、寺院、学校等都有土地所有权；日本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等。5月7日，日本向中国政府下最后通牒。5月9日，除第五条内容有所保留外，称帝心切的袁世凯接受了“二十一条”。

2005年人教版选修2《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表述为：1915年，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帝国主义对他复辟的支持，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2019年部编版《中外历史纲要》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一课中表述为：日本看到袁世凯大权在握，1914年8月，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的时机，向袁世凯提出把中国的部分领土以及政治、军事、财政等置于日本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最终于1915年5月25日被迫签订不平等“中日民四条约”，并配图注释“中日民四条约”。

材料   关于北洋军阀统治历史（1912--1928年），有人认为它是一个黑暗的历史时期，也有人认为它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