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吾今所遣士兵，尽非我国人（鲜卑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氐、羌。设使丁零死，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减并州贼；氐、羌死，减关中贼。

——北魏太武帝与南朝交战的战书

北魏统一北方后，地方基层统治实行宗主督护制，由豪强地主出任宗主，督护农民纳税服役……。农民名义上依照财富多寡承担数额不等的赋税负担，实际上地方官吏与地主勾结，“纵富督贫，避强侵弱”，导致广大农民负担沉重，苦不堪言。

材料二   北魏孝文帝没有不顾一切社会条件和人事条件去强制推行改革，而是大玩技巧，迂回取直，在摆脱反对派的围追堵截上……非常巧妙地让反对派乖乖就范、别无选择地朝着预定的目的地前进。

材料三   著名史学家黄仁宇认为：孝文帝改革“不期然的做了中国再统一的工具……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融合。”

材料1：北魏建国后明显保留了鲜卑族的历史传统，继续沿用村社土地分配原则。永兴五年(413年)，“徙二万余家于大宁，计口授田。”

——据《魏书》卷三和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材料2：太和九年(485年)，“下诏均给天下田：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

——《魏书》卷一百一十

材料3：理论上讲，“均田制”依靠的是耕地在纳税农民之间的定期再分配，但实际上究竟有多少耕地进行了再分配，这一点非常可疑。国内形势的稳定造成了人口的急剧增加。农业人口的增长尤为迅速，与土地资源的增长不相适应，其结果可想而知。多数农民从祖父辈继承的田地数量出现严重不足，这些土地大部分登记为永业田。与此同时，后代皇帝封爵土地日益增多，这样，可供分配纳税农民的土地数量便相对减少了。到8世纪的上半期整个“均田制”明显地陷于崩溃。

材料4：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陈寅恪《李唐氏族推测之后记》

材料一在商鞅变法前，秦人的典籍中几乎找不到“德”“仁”“义”一类字眼，而大多是“吉凶”“祸福”“利害”等概念。商鞅反对以“礼义”治国，而以“霸道”说孝公，提出强化君主集权.厉行法治、以经济和军事实力称霸天下等功利主义理论。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先后两次进行变法改革，时间长达18年。他利用秦人宗法观念淡漠的传统，对反对变法的太子势力进行严厉镇压，限制和削弱贵族的世袭特权，推行郡县制和官僚政治，进而建立君主的绝对权威和崭新的宗法秩序。

——摘编自王绍东《论商鞅变法对秦文化传统的顺应与整合》

材料二北魏孝文帝亲政后，在冯太后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关于鲜卑汉化的改革。他宣扬礼教治国的理念，把礼教治国思想作为法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施刑罚的同时辅以礼教，礼法结合。此外，孝文帝还着手修改关于治理官员的法律条文，以便具体地约束官员行为。新的法律条文以俸禄制为主，辅以定官制和考绩两种程序，提升了政府部门的施政效率，也对官员进行了有效的监督。他强调执法要以法律为准绳，惩罚枉法官吏，整顿司法机构，以求立法与执法相一致。孝文帝熟读儒经，探究兴亡，以此为法制改革的思想基础，使北魏法制由前期严刑尚罚向后期德刑兼重转变。

——摘编自于彦梅《北魏孝文帝法制改革考析》

材料一   “安史之乱”后百余年间唐朝藩镇基本情况表

——据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改编

材料二   宋初惩唐五代节镇之祸，收回节度使的兵权，由中央直接统领府、州、军、监。其主要长官分别是知府事、知州事、知军事、知监事，副长官为通判。规定凡正长官批发的公事，要经过“通判签议连书，方许行下”。……在至道三年，于府州之上增加路一级行政单位。在路设帅、宪、仓、漕等司，各司互不统属，直接对中央负责。除此之外，根据政治、经济、军事需要，在某些路中还设有招讨使、招抚使、抚谕使、镇抚使、提举茶马司、提举市舶司、提举坑冶司、提举茶盐司等，有的由本路四司长官兼任，有的则由朝廷另行派遣。

——韦庆远：《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三   元代地方行政区划图

材料一   西汉初年以妥协为主的隐忍战略，为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但也存在边境饱受侵扰等弊端。七十年的“休养生息”，为汉武帝反击匈奴奠定了物质基础。为提振国威，汉武帝改变了柔弱的边防政策，大规模开疆拓土。经过三十余年的经营，汉朝的边疆地区得以稳固和发展。

——摘编自王玉冲《汉武帝治边方略》

材料二   

材料一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二   统一思想，归本儒家，便是要使全国人有一致的信仰，让大家在相同的目标下，致力于共同的利益，所以统一思想是有其必要的……因此我们平心而论，董仲舒统一思想，尊崇儒术的呼吁，其功当多于过。

——李威熊《董仲舒与西汉学术》

材料三   秦以后的中国文化曾遭受三次厄运，一次是秦始皇的焚书，一次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再一次是明初的科举制度。在这三次中，要算董仲舒所发动的这一次对封建政权的长期巩固所起的作用最大，对文化的危害也最为长远。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

材料一“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类：不好犯止，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论语》

材料二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类。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   朱熹生活的南宋时代，统治阶级生活奢侈无度，官员以“受贿为生，往往致富”，朝野上下普遍信奉佛教禅宗。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朱熹区分了“欲”和“人欲”，以为“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他认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的正常的“欲”，他要灭的是“物欲”或“嗜欲”。朱熹还根据当时国家和朝野的现实状况提出了“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之说。

——摘编自洪映董《另一种声音—对禾熹“存天理、灭人欲”等理学观念的反思》

【推荐3】材料   （汉武帝诏）“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汉书·西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