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历朝历代都采取政策增加人口。《周礼》记载：“媒氏掌万民之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春秋时期，越国规定女子十七之前须出嫁，男子二十之前须娶妻，同时对生育的家庭给予奖励。战国时期，国家会派出医生照顾临产妇女，还为多胞胎户提供帮助。宋代政府下令“乡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贫乏之家、生男女不能养赡者，每人支免役宽剩钱四千”。宋代立养子法，准许无后嗣的民户领养孤儿，在各地创设专门收养弃婴的慈幼局或婴儿局，并设立举子仓资助贫困之家养子。宋初规定“县吏能招增户口者，县即升等，乃加其奉”“县令考课以户口增减为黜陟”，明清时期延续了这一规定。

——摘编自倪玉平《中国古代的人口增加政策》

材料二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明确的人口政策。1941年，国民政府社会部邀请国内专家学者成立“人口政策研究委员会”从事人口政策纲领之研究。1945年5月，人口政策研究委员会经过近四年艰苦努力起草的《人口政策纲领草案》以《民族保育政策纲领案》之名终获通过。“保育有两种意义：一求生育率的提高，二求死亡率的减少。”保育之更重大的任务，不但是要求民族体质健全，并且要求心智理性发展，以期中华民族，千年万世，续存于世界。该纲领提出奖助稠密区域之人口移植稀疏或边远地区，并且通过边区开发促进边民之繁殖。纲领还规定“鼓励健全夫妻之生育，指导适当的节孕，维护孕妇产妇之安全，以期优良子女之增加”。

——摘编自俞莲实《民国时期城市生育节制运动的研究一：北京、上海、南京为重点》

材料一：明隆庆元年开放海禁，私人贸易发展，移居东南亚的闽粤商人日渐增多。清初，明朝遗民与一些抗清势力又掀起了移民东南亚的高潮。清朝统一全国后，严禁海外移民活动，但民间走私偷渡者却普遍存在。鸦片战争前，移居海外的华人就已有150万人之多。

鸦片战争后，大规模的海外移民高潮终于形成。当时东南亚各地与北美地区急需大量劳工，西方列强便通过“契约劳工”方式从闽粤一带输出300万华工。这些劳工被辗转运往北美、西印度群岛、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的矿山、铁路和种植园。后来，国民政府颁布保护华工的法律，“苦力贸易”逐渐式微，开始进入自由移民时期。据统计，近代移民海外人数飙升，仅1922年至1939年间出洋移民就超过500万人。

——据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等

材料二：改革开放后，从中国大陆和香港、澳门、台湾出去的新华侨华人接近1000万人，西欧和北美成为新华侨华人主要分布的地区，约占新华侨华人总数的50%。改革开放以后出去的海外移民，除了留学移民外，又出现了劳工移民、留学移民、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婚姻移民和明星移民等多种方式。新移民改变了主要从事传统的手工业和服务业等谋生方式，从业方式也逐渐从传统的中餐餐饮业和中国商品的贸易批发向房地产和国际贸易等行业多元化发展。

——据庄国士《全球化时代中国海外移民的新特点》

材料一   传统农具的定型和配套过程基本是在宋代完成的。宋代，人们已懂得“土壤气脉，其类不一，美恶不同，治之个有宜也”。淳化年间“凡州县旷土，许民请佃为永业”，大大促进了土地开垦。宋神宗元丰年间粮食总产量为85313954880斤，以一亿人计，人均粮食就达到约853斤（谷）/年。在宋代，“主户之于客户，皆齐民乎”。客户有条件也可以“徙乡易主”。宋神宗年间，已是“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了"。到南宋时在旧城外兴起了“沿江数万家，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的南市。杂货工匠，以至杂作人夫，道士僧人，罗立会聚，候人请唤。竹木作料，亦有铺席，砖瓦泥匠，随手即就。

——摘编自徐红《宋代经济型流动人口探析》

材料二   农村移民殖边这种古老的迁移方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了大规模的运用，而农村向城市的移民主要发生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沿海、沿江及铁路沿线地区。“1910年代都市人口增加是与那个时期中民族工业扩大相对应的"。东南沿海农村人口的海外流动是与华北人口的关外流动遥相呼应的又一迁移巨流，华人农村人口流向海外分布广泛，西欧、美洲、东亚各处，而以南洋最多。借助于近代化交通工具，迁移的速度和频率大大加快，如关外移民在20世纪后的骤增与该时期交通事业的发展有重大关系。自北洋军阀时期以来，战争加深了对农村经济的破坏，军阀加速了对农村的盘夺。在国家政权现代化进程加快使相当部分乡绅退出乡村领导地位，流向城市另觅出路。再加上连年自然灾害使得农村更加荒芜与凄惨，因而出现更多的流民、游民。

——摘编自徐德莉《近代化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人口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