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瓷器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之一、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瓷都景德镇“聚佣万余人”，德化地区“骈肩集市让，堆积群峰起，一朝海泊来，顺流价倍斐，不怕生计穷，但愿通潮水”，瓷器远销亚欧非，外销空前发展。16—18世纪，英、法、荷、丹、瑞典等国先后在广州设立贸易机构，将中国瓷器运往欧洲。外销瓷器为满足各国不同需求，开拓了“纹章瓷”“广彩瓷”等新品种。华瓷广泛进入欧洲社会各阶层，并掀起了华瓷收藏风潮。在中东，华瓷则被广泛用于伊斯兰建筑中。
——摘编自黄纪阳《明清华瓷外销研究》
材料二 18世纪以来，西班牙、日本、德国、英国等国家瓷厂大都采取工业化生产方式，运用抛光、平面切割技术提供新型陶瓷装饰材料并进行大批量生产，在国际和中国市场排挤中国瓷的生产与销路。而中国陶瓷仍然采用焚香计时、试片测温这种几千年的传统方法。由于自身存在的各种因素，中国陶瓷生产日渐凋零，不仅退出了国际竞争，甚至国内市场也逐渐被日本和西方占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变成了一个陶瓷进口国，高档细瓷需要大量进口。1927年以前，景德镇每年产值为1000万元，“据最近江西陶务局调查，去年（民国十八年）景德镇瓷器出产总值实减少三四百万元。”到1932年，全年产值仅60万元。这种巨大反差，引起爱国人士反思。
——摘编自练崇潮《近代中国陶瓷业发展轨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中国制瓷业发展的特点，分析瓷器外销产生的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在近代瓷器贸易地位发生变化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瓷器贸易地位变化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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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古代中国行会基本的经营活动被严格规划在特定的国家框架之内，行会的运行重点是便于政府管理监控。行会首领称“行老”“行首”等，成员为“行人”。行老大都由官府指派，须贯彻政府指令、配合政府收缴赋税、差派徭役。在古代中国传统家族秩序的浸染下，孝道与责任是“行人”心中最为基本的价值标准。行会组织结构呈现长幼尊卑关系，成为基本的家庭式生产单位，师傅是小作坊的“家长”，行头是整个行会的“族长”，行头必须尊崇行业的先驱创立人为“祖师爷”，还要率领全行履行义务。行会会员无权参加城市管理，城市机构由官府设置，官员由朝廷派驻。
材料二 中世纪，西欧城市出现后，来自不同地区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为抵制封建领主的压榨勒索，维护行业利益，减少行业竞争，建立了以行业为基础的组织，即行会。欧洲的行会专注职业技能和团体利益的实现，其形成的过程大多是非官方的。行会都有自己的章程，管理机构多由行会成员选举产生或者市长提名当选。一些行会官员也兼任城市行政官员。14世纪，富裕的行东（商行、作坊的业主）设法突破行会的规章制度，他们不再参加作坊中的劳动，而成为经营者、管理者和监督者，取得了比过去多得多的利润收入，手工工场已经不再是小商品生产的单位，而成为雇工经营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单位。
(1)依据材料一、二，对比中西行会的不同点。(2)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简述西欧行会演变的影响。
材料 早在西汉时期，日本列岛上的倭人国家便开始定期晋见汉朝设在乐浪郡（治所在今朝鲜）的官吏，从而揭开了中日官方贸易的序幕。这一时期的中日贸易是一种偶然的、非定期的往来，且以简单的物物交换进行，但输入日本的先进生产技术给日本社会注入了新的血液。到隋唐时期，中日间使节往来频繁，遣唐使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官方贸易，这使大唐的先进文化全面而系统地输入日本，两国的官方交往形成了第一次高潮，由于日本当时的商业还没有形成独立的部门，中小商贩还不具备来华贸易的实力，当时，官方贸易仍据主导地位，并呈现鼎盛的局面，直到唐末才随遣唐使的废止而衰微下去。
五代、宋元时期，中日政府间的外交关系断绝，影响和制约了官方贸易，由于元朝时发动征日战争，官方贸易受到冲击而大为减少。但这一时期日本社会发展较快，出现许多专业商人，随着日本国内庄园经济的发展，日本出现了许多以庄园为依托的秘密贸易港，中日民间贸易得到长足发展，中国的药材、珠宝、铜钱、书籍大量输入日本，同时日本的莳绘、螺钿、水晶、扇子、刀剑等也深受中国人的喜爱。明朝时期，明廷出于消除倭患的政治目的，日本出于获取利润的经济目的，中日间官方贸易再次复苏。明后期，倭寇祸乱日益严重，这成为明廷的沉重包袱，中日官方贸易在嘉靖年间彻底终止，同时明清政府厉行海禁，德川幕府后期也先后五次颁布“锁国令”，致使两国的民间贸易也只能以走私这种畸形的方式表现出来。
——摘编自黄尊严、王芳《浅议古代中日官方贸易的特点》
(1)根据材料，概括古代中日贸易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中日贸易发展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在中国古代，交换物品的场所被称作“市”，通常设在人们经常集聚的地方。商朝就已经出现了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商业贸易的范围遍及商朝统治区域以及周边的地区。这时，商业主要掌握在官府和贵族手里。春秋战国时期，“工商食官”的格局才被打破。秦汉时期，货币、车轨、度量衡的统一，促进了全国的商品流通。从隋唐到两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坊市分区制度逐步瓦解，城市商业进一步繁荣，出现了纸币。元明清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出现，地域性商帮形成。
——摘编自章超主编《看得见的中国史》
材料二物流虽然是一个现代概念，但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存在传统的物流活动。据《左传》记载，奚仲担任夏朝的“车正”官职，主管战车、运输车的制造、保管和使用，是我国官办物流运输最早的记载。秦汉时期已有成熟的快递网络，当时用车快递叫做“传”，用马速递传称“驿”，传递文书的机构多称“驿置”。秦汉时创立了漕运，秦始皇征服百越时开凿灵梁，方便军粮漕运。由于大运河的开凿，隋朝水路快递更为突出。唐代驿站的设置已达到了辽东。宋代陕西粮食有惠民河转汴河入京，江淮粮食由淮水转汴河入京，山东粮食由五丈河入京。元朝初期，设京义都漕运司、江淮都漕运司，秩正三品。明代通过运河和近海航运，将江南粮食经海路运到海河，运至京师。明代设漕运府总兵官、总督，设立漕运衙门。清代漕运管理职责分明，正式将漕运总督纳入官制。
——摘编自贾杉《中国物流近代化研究（1840-1949）》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影响商业发展的主要因素。(2)据材料二概括中国古代物流业发展的基本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古代物流业发展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1914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示意图
——摘编自《人类经济万年史—输出和国际垄断组织形成及发展》
材料二 民国以前，上海的股票交易主要集中在大新街的茶楼里，这种聚会，被称作“茶会”, 也是中国人进行证券交易的最初形式。1905年，英国人开设的“上海众业公所”,成为中国境内第一家以会员制形式组成的证券交易所，设定会员(经纪人)100席，其中外国人占87席，中国人占13席。该所除经营买卖外国公司的股票外，还经营外商在华公司的股票，如上海钢铁公司、上海电力公司、中国营业公司、中国垦殖公司(煤矿)等股票。1918年春，日本商人也在租界内成立证券交易所，并由日本驻沪领事馆发给营业执照，取名“上海取引所”, 以经营棉花、棉纱期票及日本帝国公债为主。该所开业后，所经营的纱布证券颇为兴旺，曾一度垄断了上海的花纱交易。但1922年爆发的信交风潮中，该所又从中兴风作浪，扰乱市面，为中国人民所厌恶。
——摘编自潘有刚《清末民初上海证券交易市场兴起之始末》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分析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对世界贸易发展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影响近代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因素。
材料 1750—2006年世界工农业产品产量分布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尝试对图中的时间进行阶段划分并说明理由。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图中亚非拉地区数据的变化及其原因。
材料一 1822—1826年间，英国向获得独立的西班牙殖民地提供了十笔贷款，贷款总额标明为两千一百万英镑，然而扣除利息和中间经纪人代理费之后，到达美洲大陆的只有七百万英镑。与此同时，为了开发拉美矿藏、农业等自然资源及在拉美创建公用事业企业，伦敦成立了四十余家股份有限公司。银行如雨后春笋在英国大地破土而出，仅1836年英国就新开设了四十八家银行，英国银行直接向拉美国家政府提供财政资助。19世纪中叶，英国铁路在巴拿马出现，1868年由一家英国企业承建的第一条有轨电车在巴西雷西费市竣工。拉美国家的公债券在英国金融市场上流通活跃，城市公用事业也掌握在英国人手中。新诞生的（拉美）国家被军费开支压得喘不过气来，同时他们还面临对外支付手段不足的挑战。
——摘编自（美）弗雷德·里比《英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
材料二 二战后，巴西经历了经济增长和人口爆炸，城市不断发展壮大，工业不断扩张，地区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军政府以廉价劳动力以及宽松的环境和税收法律来吸引外国投资者。城市化使更多的人从农村来到城市，但工厂不能为多余的劳动力提供出路，于是工人工资不断下降，也出现了很多由黑帮控制的贫民窟。军政府严重依赖核能和矿业项目的支持，这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的通货膨胀，而为了限制通货膨胀，又只能让穷人更加贫穷。20世纪90年代以来，巴西经济缓慢改善，但是隐藏的不平等问题和国际市场中的不平等地位从未得到解决。在这样不稳定的时期，国家本已很严重的腐败，变得更加严重。
——摘编自（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英国向拉美进行经济扩张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拉美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