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中国文化往往是进进出出，一会儿进入儒家，一会儿进入佛家，一会儿进入道家。宋明理学可以代表历代文化的特点，基本上是多元并举，这是中国文化非常好的开放互融的态势。理学的根本精神可以用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不朽格言为代表，强调人的历史使命感。但是，由于理学成为古代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维护了专制主义的等级秩序，以一整套规范压制和扼杀人的本性，给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在笛卡尔眼里，世界的本质是理性的，自然的本质也是理性的，而理性的特质，可以通过数学的类比加以理解。人作为万物之灵，其本质也是理性。理性乃自然之光，是人人都具有的天赋能力。正因为如此，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人能够单纯凭借“我”而为知识提供确定性的最后根据，并在此基础上认识上帝，认识自然，把握自然的规律。个人理性的权威几乎达到至高无上的地步。理性是独立自主的，个人有权利自由地运用理性，而不依靠任何外在的权威，不服从任何外在命令，只服从理性本身。

——尚新建《启蒙与人性》

材料三   有学者认为，西方的启蒙是一种“内源”式、接续式的“早熟”的启蒙。在14至16世纪．西方人依靠自身的社会变革力量酝酿起早期启蒙，并层层推进演绎出18世纪启蒙。而近代中国的启蒙则是“外源”式、突变性的“晚熟”启蒙。借助于“西学东渐”的刺激与发酵，中国文化传统的逻辑发展进程才发生历史的大转折，最终在“民族复兴”的理论大框架中，标立起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观、价值观和伦理观，逐渐折射和凸显出“西方式”启蒙的反传统含义。

——孟广林《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期的思想启蒙》

（1）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述宋明理学开放互融的态势。并分析宋明理学对中国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

（2）据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比较理学和理性思想在对待人性的态度上有何不同。

（3）据材料三和所学知识，说明西方启蒙和近代中国启蒙特点不同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   儒家将诚信视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个人如此，国家也同样如此。对于国家而言，“民无信不立”。对于个人而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中说，就与人交往来说，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就判断他人来说，则是“听其言而观其行”。据《论语·卫灵公》记载：“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否？”’《中庸》指出：“诚者，自成也。”真诚是自我的完善，也是一切事物的发端和归宿。《河南程氏遗书》卷云：“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诫，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自弄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

——摘编自黎红雷《儒家诚信思想的三个维度》

材料二   在西方诚信观念的发展演变中，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领域的思想家都对这一概念产生过深刻影响。这个概念所具有的丰富内涵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步添加进去的，融合了不同时期的思想成分。古希腊的城邦公民德性、古罗马的契约精神、中世纪的救赎道德、宗教改革的“因信称义”及资本主义的信用精神，都成为这一概念的文化因子。

——摘编自李嘉莉等《西方诚信观念：历史嬗变中的综合》

材料三   儒家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悠长，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含丰富的处世哲学，至今散发着智慧的光芒。儒家历来注重诚信，认为诚信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是社会秩序稳定的保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贸易活动日益频繁，利益追求最大化导致人们价值观发生变化，一些人集体主义思想淡薄，享乐主义、个人主义不断滋生，诚信缺失成为不可忽视的负面道德现象。

——王艳波《儒家诚信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材料一 黄仁宇先生说：“世界上竟有何种名花异卉，会萌芽达三四百年，还不曾开花结果？”不管是王守仁、李贽，还是徐光启、宋应星，不管是海瑞、张居正，还是黄宗羲、王夫之，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没有涉及由此（所谓“资本主义萌芽”）而引起的社会变动。因为在每次社会变动剧烈之时，总会有一些所谓的“先知先觉”者发出呐嘁，呼吁统治者采取行动。在他们的著作中对经济论述较多的仍是“重本抑末”“减赋节役”“富国富民”等其他方面。孰不知，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认识，思想领域的变动还是伴随着社会变革静悄悄地行进。

——摘编自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上卷）等

材料二 西欧14、15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实为其社会所孕育着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式完整基因在内的有机胚胎，主要以西欧中世纪城市为载体。或者说，西欧中世纪城市在建立过程中，由于其内在素质和传统文化诸关系，逐步培育出这一有着细胞系统构造的胚芽，且在有关条件下茁壮成长。“城市基本上是自由的庇护所此，他拥有从公民而来的一切权利。他可以自由结婚，并让他的儿女自由结婚，他可以随便迁出，随意往来，可以自由支配他的财产，如同自由支配他的人身一样，可以取得、占有、让渡、交换、出卖、馈赠和遗传他的动产和不动产，而不受领主的管制。他的土地可以转让，可以租出和抵押，可以典当，一句话，容易变成现钱，以便促进商业的一切活动。”

——摘编自布瓦松钠《中世纪欧洲生活与劳动》，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

材料一   我国当铺历史十分悠久，早在汉代就已出现，只是那时还处在萌芽时期。典当业到了宋代，由唐代的专营与兼营并立，逐渐向专营发展、正式成为了一种行业。宋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写道：“杭城风俗……且如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巾装着，皆有等差。……质库（当铺）掌事，襄巾着皂衫角带。”《澹庵集》中记录到：四川僧人宝觉图迟大师在修茸寺院后，“又以钱二十万为所谓长生钱”……由此可见，在宋代官办和民办当铺已经颜为发达的情况下，寺院的当铺经营活动也十分活跃。在宋代，能到当铺进行抵押的物品，除一般的金银珠玉外，有时甚至包括奴婢、牛马等，劳动人民也以生活用品作抵押，并出现以谷物抵押换钱的“谷典”。

——摘编自《中国古代金融与商业》

材料二   北京典当业，乃旧式商店之典型，为各业冠，惟自逊清末叶迄今，典当业日趋衰落……按光绪庚子以前，统计北京当业共210余家，迨民国元年壬子兵变以后，则一落为170余家，……目下全市仅存有87家……考其衰落原因，可分为数端……光绪二十三年，户部以当商取利较厚，税额犹轻，因奏准自是年起，每年当税每家自五两增至五十两。迨民国三年，财政部以典当为大宗营业，又有厘订当税，加重征收之举、较昔加倍。……北京典当，率以十八个月为满期，盖当物在未满期以前，典当又不能自由处分也……典当期满，货物积压至5、6月，向来值在数千元者，今值数百元而已。……故时至今日，典当业实有从速改善之必要。

——摘编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北京典当业之概况》（194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