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末清初,名医吴有性推究病源,就所历验,并著论制方,一一辨别。古无瘟疫专书,自有性书出,始有发明。乾隆末,刘奎著《瘟疫论类编》及《松峰说疫》二书。又以贫寒病家无力购药,取乡僻恒有之物可疗病者,发明其功用,补本草所未备,多有心得。1910年医学家丁福保撰写《急性传染病讲义》,介绍这门学科产生的由来、代表人物以及新知识的内容。在其影响下中医界迅速接受了“细菌学”和“传染病”的学说,并把它纳入中医学知识体系中。
——高晞《疫病的现代性:从“瘟疫”到“传染病”的认知嬗变》等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类疫病肆虐。1949年10月,中央召开紧急防疫会议,确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快捷的信息沟通机制,组织群众先后开展以清洁大扫除、反对美国“细菌战”和“除四害”为中心的三次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教育和文艺界人士以及中国红十字会也积极进行科学防疫治疫宣传,将“防病”“医愚”与“治心”相结合。经过十余年的努力,鼠疫、天花、黑热病等烈性和急性传染病陆续被消灭,人口的总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度下降。
——李向东、刘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情与疫病防控的政治化》
(1)依据材料一,概括医学家们的贡献,并对他们予以评价。
(2)依据材料二和所学内容,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疫病防治措施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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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材料二 中国古代疫灾空间分布表
时段 | 频发中心 | 频发区及扩展 |
220-581 年 | 长安、洛阳、建康 | 扩展到长江干流一线 |
581-960 年 | 长安、洛阳 | 扩展到整个长江流域和闽浙地区 |
960-1127 年 | 开封 | |
1127-1279 年 | 临安 | |
1279-1368 年 | 大都 | 扩展到两广、云南 |
1368-1644 年 | 京师 | 海南开始有了疫病流行 |
1644-1911 年 | 京师 | 台湾、东北、新疆也成了疫灾流行区 |
--据龚胜生《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
(1)根据材料一、二,分析指出中国古代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特征。(2)针对 220-581 年和 581-960 年这两个历史时期,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两个时期出现不同特征的原因。
材料一 在与瘟疫相互搏斗的过程中,17世纪英国的防疫体系真正走向了体系化,英国世俗政府在这时期取得了对于国内外事务的治理大权,成为防疫系统的主体,旧有的教会救治机构不再生效。英国构建了中央—地方两级防疫体系,防疫法令颁布逐渐统一。1665—1666年伦敦大瘟疫期间,英国政府颁布《伦敦法令》,改变了以往对于隔离病人“敬而远之”的态度,安排专门的马车夫运送病人去隔离医院,能够让病人尽可能地得到救助。法令还充分考虑了家庭隔离的不足,公开要求各城镇在周边空地设立防疫隔离场所,解决了隔离医院救助人数有限和家庭隔离造成家人感染的现实问题。
——摘编自许晋《英国瘟疫治理政策研究:以伦敦大瘟疫为中心》
材料二 19世纪德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快速发展,与其相配的医疗体系也逐步完善。普鲁士在1842年颁布了新的《济贫法》,在该法案中强调社会救济原则,不再以属地原则为主,所在社区有义务对病人进行照顾。1876年时,每388.7人中就有1名专业人员,专业医生成功取代非专业医生和外科医生。普鲁士的公立医院从1822年的155家上升到1876年的12122家。在1852年,每121人中就有一人每年在医院接受一次治疗。到了3年后的1855年,每86.8人中就有一人每年在医院接受一次治疗。
——摘编自赵戈晨《19世纪德国医疗保障体系的发展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概括17世纪英国瘟疫治理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德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概况。
材料一 嘉祐二年(1057年)八月,宋仁宗始置校正医书局于编集院,选拔明医、知儒者,参加医籍的校订、编著工作。两宋时期,校正医书局成功地整理并校正了《素问》《灵枢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脉经》等十余部重要的古代医学经典著作。如《脉经》之校本,“则考以素问、九墟、灵柩、太素、难经、甲乙、仲景之书,及千金方及翼说脉之篇以校之”。校正医书局在整理校订《素问》时参阅了数十家传本,改错有6000余条,增注有2000余条。每一书毕,即奏上,下国子监版行。校正医书局还补注本草,修图经,悉从摹印,天下皆知学古方书。
——摘编自付艾妮《宋代中医古籍整理研究的特点》
材料二 1982年,政府部门制定了《1982—1990年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启动并重点推进了11种重点经典医籍的整理工作,同时规划第二批200种中医古籍的整理出版任务。此后十余年里,《中医古籍整理丛书》编纂出版,该丛书既包含经典医籍和历代名著校注和辑校,如《黄帝内经素问校注》《神农本草经辑校》,也有历代名医名著集结汇编,如《东垣医集》《丹溪医集》等。整理方式包括影印、点校、注译、提要、语译、白话解等。改革开放以来,将古籍数字化、智能化也成为古代典籍保护和利用的重要手段之一。蓬勃发展的古籍整理事业锻炼了一大批当代中医古籍文献大家,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医药古籍文献整理与传承“后继乏人”的局面。
——摘编自穆婧、李鸿涛等《中医药古籍整理研究的思考与探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中医古籍整理的有利条件。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医药典籍整理的历史价值。
材料一 中药的发现与应用,中药学的形成与发展,都是与人们的生活、生产,以及防治疾病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中药的各方面理论也是从无数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中药学的理论基础,是古代朴素哲学,突出表现在人与自然,人机体内部的整体性和宏观性,因此,中药理论并不从具体微观成分出发。
——陈信云《中药学》
材料二 1825年,英国医生郭雷枢随英国商行到广州,开办了一家诊所,为广州的中国居民及外国人治病。由于大量的英国散商船只及美国商船几乎都没有随船医生,于是,郭雷枢向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建议在黄埔建立了一所“海员医院”。1834年,美国医生伯驾受美国教会的派遣来到广州。当时岭南地区眼病患者十分普遍,而中医向来不善眼科。于是,伯驾创办了眼科医院。1838年,中华医务传教会成立,试图“通过为中国人治病来向他们展示基督教实际的慈善”。
——董少新《19世纪前期西医在广州口岸的传播》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医著作在苏联、朝鲜出版,中医专家为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国政要治病、随援外医疗队出国。文革期间,我国为朝鲜、越南、老挝、阿富汗、刚果等友好国家培养中医学留学生。1975年中药针灸医师代表团赴日参加学术年会,自此中医出国不再只是去执行外交任务了。1988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与欧美发达国家的相关部门签署了交流与合作协议。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医留学生教育扩大并形成规模,合作办学则在20世纪90年代有新的突破;据统计,1992年中药总销售额125.7亿元,出口创汇4.5亿美元。截至2018年,中医药已经在全球183个国家和地区得到运用,有86个国家政府和中国签订了有关中医药的协议。
——朱建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外传历史、途径与海外发展》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药学的特点,结合所学,指出中国古代中药学方面的两部重要典籍名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简析鸦片战争前西医在广州传播的历史背景。
(3)根据材料三,概括20世纪80年代前后我国中医外传的变化,并结合所学分析上述变化的成因。
材料 1894年广州暴发鼠疫疫情,清政府进行了祈祷、禁、疏散、清洁和维护社会治安等工作。1905年,清廷设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专门负责公共卫生管理的中央行政机构“卫生科”,并开始学习西方建立防疫检疫制度。但此时的中国仍未形成系统化的公共卫生治理机制。
长江洪水泛滥引发1932年全国霍乱疫情的流行,国民政府设立扬子江水灾救济委员会,组织部署灾情救济与卫生防疫工作:加强卫生清洁防疫宣传;普遍注射预防霍乱疫苗;强化医疗隔离;国际救援广泛开展。疫情过后,国民政府对公共卫生治理机制进行了进一步制度化调整。1935年,“卫生部”改称“卫生署”,发布《县卫生行政方案》,明确要求在县、区和乡村都要设置专门的卫生行政机构,但效果并不理想。
1988年,上海市出现大规模甲肝疫情。甲肝大流行过后,上海市通过了《上海市环境卫生管理条例》;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正式颁布实施。1992年,卫生部下发《全国卫生防疫工作规范(试行)》。2002年,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更名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此后各地纷纷建立地方疾控中心。由此,各级疾控中心主导下的现代疾控体制基本形成,我国逐渐形成了科学化与规范化的公共卫生治理机制。
——摘编自马金华等《近代以来疫病冲击下中国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的历史演进与现实启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以来中国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的演进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公共卫生治理机制演进的原因。
材料一 近代早期的英国政府,枢密院作为国家最高防疫领导机构,全盘指导国家的防疫工作;郡治安法官具体领导所在地区的防疫工作;而教区牧师和教会执事则具体负责法令的执行与措施的实施,他们每周要向治安法官递交一份疫情报告,其中包括染病人数和死亡人数。起初法令要求染病住户主动隔离,后来鉴于成效有限不得不趋向制度化和强制化。在大疫面前,英国职能部门与官员大都能忠于职守,兢兢业业。英国君主也经常过问防疫事务并下达指示,而以乡绅阶层为主体的地方官员在接到法令和指示后,往往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来组织地方防疫。中世纪愚昧、落后的天谴疫病观念为进步、理性的观念所取代,疫病不再被认为是上帝意志的体现,不再是对人类罪孽的惩罚,它只是一种生理病痛,只要措施得当是可以战胜的,这为医生等专业人士走向防疫前台提供了机会。有学者估算,在16、17世纪的防疫斗争中,政府投入与私人募捐投入的经费总计为33800磅,与同期欧洲国家相比,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摘编自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
材料二 1950年,卫生部成立中央防疫总队,下设6个防疫大队。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要求发动群众、宣传群众,让群众自己起来同疾病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各地广泛组织清洁卫生运动,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在全国各地建立卫生防疫站,开展疾病控制、卫生监督、卫生监测等工作。1954年,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明确,应逐步建立国家的监督制度。1955年,卫生部颁布《传染病管理办法》,规定对18种传染病的管理办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总结全国卫生防疫机构建设经验的同时,国家决定建立中国预防医学中心。从此,从国家预防医学中心到省、地县及各部门卫生防疫站,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卫生防疫组织体系。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国卫生体制改革进入了全面启动时期。200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法律的形式对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防控传染病工作中的职责做出了明确的分工。同年,国家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网络直报系统运行。
——摘编自王碧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60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的原因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现代中国为建立卫生防疫组织体系所采取的措施,并说明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