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早期儒家传统中，士的形象往往会与“贫”分不开。但到宋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魏晋至隋唐时期的豪门阶层渐次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新兴的布衣阶层。宋人郑樵总结道：“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这种不问家世而取土的姿态，随着科举制度的严密化，无疑会加速社会阶层的流动。相应地，宋代商业经济繁荣，社会中也出现了都市贫民阶层。
——张文涛《宋代救济制度与当代扶贫》
材料二 纵观中国的法制史，从商鞅变法开始，就规定商人及其子孙不得入仕，又将社会化为土、农、工、商四等，商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在社会上处处受到歧视。一直到宋代，这种局面才发生了转变，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巨大的提高，商人不再是低位的“杂类”，商业也不再是君子不齿的“贱业”。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商人被编入坊廓户，成为国家编户齐民，具有民事主体地位。两宋法律赋予了商人很多的权利，如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子孙可以入朝做官，并且其人身财产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等等。
——杨军、刘金：《试析两宋经济立法的专门化对两宋社会及后世的影响》
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并简析其原因。
相似题推荐
| 材料 | 出处 |
| 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 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 一婿至千余缗。 | 朱彧《萍州可谈》 |
| 处处拥门， 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 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 不置家蔬。 |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
| 为国之计， 莫急于保民， 保民之要在于存恤主户， 又招诱客户， 使之置田以为主户。主户苟众， 邦本自固。 | 吕大钧《民议》 |
| 自五季以来， 取士不问家世， 婚姻不问阀阅。 | 郑樵《通志》 |
| 贫富无定势， 田宅无定主， 有钱则买， 无钱则卖， 富贵盛衰， 更迭不常， 或昔富而今贫， 或昔贵而今贱。 | 袁采《袁氏世范》 |
| 艺祖救百王之弊， 以"道理最大"一语开国， 以“用读书人”一念厚苍生， 文治彬郁垂三百年。 | 吴渊《鹤山集序》 |
——据黄纯艳《新变与局限：宋代社会的开放度》
(1)根据材料，概括宋代社会“新变”的表现，并结合所学，分析宋代促使“新变”的背景。(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指出宋代社会的局限。
材料一 早在宋初，“游惰之民”的问题就已经比较严重， 引起了最高统治者的关注。平心而论，宋朝并不是个残暴的王朝，然“本朝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宋朝劳役尤其是职役之重，危害往往超过赋税.....仁宗时，朝廷曾制定了限田法， 但并未能制止，此后“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宋人普遍以农为苦，轻视农民.....市井文艺作品， 也多以蔑视取笑农民为题材。 相应的是手工业等“末业”受到重视，南宋时，事功学派的叶适甚至率先否定了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为工商业的发展鸣锣开道.....在人多地狭地区，由于环境容量所限，往往无地可耕，只有让人口向外流动，从而促进资源合理的配置。
——摘编自程民生《论宋代的流动人口问题》
材料二 北宋出现了农民“轻乡危家，远出千里”的现象， 大量客户迫于生计，频繁更换居住地点和地主。 神宗时厉行募役法， 招募“四方浮浪之人充役”.....发达的手工业吸纳了大量的流动农民，而且多有人力密集的规模经营，其中以矿冶业最为突出。宋代农民有农闲季节从事商业的传统，农民失业之后“转客于市，佣力以食” “无田之人，多入城市开张店业”。首都开封因为机会多， “游手浮浪最多”。宋代社会流动而不郁积祸患，所以虽小乱不断，而未能酿成大乱，整体社会局势相对安定。
——摘编自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等
(1)根据材料一，指出宋代人口流动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促成宋代人口“流动而不郁积祸患”的有利条件。
某学习小组在进行“宋代社会的世俗化、平民化”主题学习时，搜集到如下史料：材料→“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近来世俗多颠倒，只重衣衫不重人”
——宋代潘彦
材料二 (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材料三一、德业相劝：德谓见善必行，闻过必改……业谓居家则事父兄，教子弟，待要妾，在外则事长上，接明友，教后生，御僮仆。
二、过失相规：同约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规戒，小则密规之，大则众戒之。
……
四、患难相恤：凡有当救恤者，其家告于约正 ……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则不必借。
——摘自 (宋)吕大钧《吕氏乡约》
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指出该小组搜集史料的不同类型，并分别说明三则材料与主题之间的逻辑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