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史官建置甚早，据《周礼八礼记》等书所记，三代所置火官名称甚多，史官职责亦各有异。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均有自己的史官撰写各国国史。“君举必书”的优良传统在春秋时期逐渐形成。汉代除太史令外，还置女史记录皇帝起居。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史学呈现多途发展的趋势，而皇朝正史撰述最为兴盛。唐代正式设立史馆，史官制度趋于完备。史馆以宰相为监修，修换本朝史和前朝史。设史馆官修前朝史书的制度从唐代一直延续至济。五代至济、史官、史馆制度多因唐制而有损益，并名称虽然因代而异，但职掌略同。

——摘纳自瞿林东《中国史学之连续性发展的特点及并深远的历史意义》

材料二   中国传统史学在近代以来日益陷入困顿。梁启超把对旧史学的批判矛头直指帝王集权及其专制思想。他在《斯史学》中狂烈批判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逆不可救”。总体而言，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转型初期，传统史学理念不是遭到否定便是放淡忘。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学术中国化”的讨论中，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的关系渐受关注。有学者认为传统史学的某些原则仍具有相当的生命力。翦伯赞提出应“把被否定的诸要素中的积极的东西保存者并发展它，当作断的东西之发展的契机”。

——摘编自胡逢祥《中国史学传统及其近代转型之路》

材料一马克思主义之深厚的生命力和发展的动力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它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实践中必然具有不同的形式，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国化，才能成功地解决革命和建设实践遇到的新任务和新问题，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搞社会主义"才能救济中国的危急及不独立”，才“可以和世界革命合流”，当时，几乎所有的报刊杂志都热衷于社会主义新思想的宣传，把富国强民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身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有着相同之处，这主要体现在社会理想与人生理想两个方面。就“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而言，就边求人格理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新人观而言都具有契合之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认知障碍，奠定了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基础。

——摘编自张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分析》

材料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回答的正是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的现实统一，“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因此，新的群体整合的纲领不再只是诸如君主的个人意志，而是具有群体契约性并发挥着社会示范效应的政党组织、党性观念､规章制度以及集体主义精神，政党组织的先进性遂成为整个社会系统现代性的榜样。斯大林曾赋予十月革命以一种东方民族现代性觉醒的意义，“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样也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运用到了东西方民族矛盾的分析上，并通过国家及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初步实现了现代性的民族自觉。

——摘编自邹诗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

材料一   1689年英国议会宣布：“立法机关及其制定法律的权力源自‘人民’。”20世纪以来，“人民”一词成为英国政治话语的重要内容。1940年英军敦刻尔克撤退后，“人民战争”这一话语在英国官方和民间的社会宣传中被不断提及。当时丘吉尔呼吁：“这不是部落酋长、王子、封建王朝或国家实现其野心的战争，这是一场关系国家事业的、人民的战争。”《百万同胞》等战时影片，也生动刻画了“人民战争”的场景。莱斯特郡牧师加农•赖特指出自私自利与“人民战争”精神相对立。在1945年大选中，工党领导人艾德礼表示，要让这个国家对每一个人都公平，要让失业者、生病者、年长者以及贫穷者都能得到照顾。这个国家，要在乎他们，最终艾德礼竞选成功。对“人民战争”话语的接受和推崇也延续到战后初期英国的社会转型中。

——摘编自莫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民战争”话语的生成、传播及其影响》

材料二   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代的中国红军，以弱小的军力而常打胜仗，得力于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了的民众是非常之大的。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四亿五千万的中国人占了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够一齐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对于争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贡献，无疑地是非常伟大的。

——摘编自毛泽东《论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