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在其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四面一直被有效地切断。它的西南面和西面，乃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东面，是直到近代方能逾越的太平洋；北面和西北面，则为沙漠和大草原，它们起着很大的保护作用——这种保护作用，中国人又进一步加强了：他们为了防止凶险可怕的游牧部落入侵，在那里筑了一道长达14000里的长城。这种与世隔绝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中国人能在较中东或印度诸民族更少面临外来入侵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文明。……农业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土地是否适宜耕种这一点，确定了中国文明的分布范围……中国存在着一种可追溯到数千年前、最古老的商朝的书面语。这种书面语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各地区的中国人，尽管各自操的方言不同，但都懂得这种书面语……与共同的书面语有关的，是非凡的国家考试制度。这一制度，中国推行了近二千年之久；通过考试，品评人才的优劣，为政府机构配备文官。征召有才能的人较之西方特有的、进行法律和制度方面的改革，能更好地解决国家的种种问题。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思想，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今，其精华部分仍然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借鉴传承。近年来，“孔子学院”相继在韩国、法国和非洲开办，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

材料三   19世纪70年代后，向西方学习，在近代中国逐渐成为一种强劲的时代潮流。这种潮流由初期试探性的、全盘西化式的学习，逐渐发展到选择性的、批判性的学习。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称谓，始由近代初期的“夷学”，发展到“西学”，及至“新学”。通过向西方学习，经过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国文化完成了自己的时代嬗变，形成了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同政治、救亡图存密切结合的，以爱国、革命、革新、开放为特征的近代文化。这是一个无奈的、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新生的过程。

——摘编自王介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一   中国古代创立的“家国同构”的教化模式，把教化天下的任务分摊到每个家庭来承担，直接把家庭这个社会最基层的单位及人所依赖的生活环境变成了道德教化的组织机构。《三字经》中提出的“子不教，父之过”，就是社会向家庭分摊教化任务的明证。在家庭伦理方面，古代家教首先推重儒家提出的“孝悌”观念，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家庭内部的和谐、有序，而且具有尊老抚幼的社会保障功能。它成功实现了把家庭伦理同人际伦理、政治伦理的对接和统一。

宋代进士袁采在《袁氏家范》中提出“子弟有愚缪贫污者，自不可使之仕宦。”清代监察御史蒋伊在《蒋氏家训》中明文规定：子孙如果“有败类不率教者，父兄诫谕之。谕而不从，则公集家庙责之。责乏而犹不改，甘为不肯，则告庙换之，终身不齿”。

材料二   在严复看来，个人的自由，若遇到国家的危机，后者更为重要。他告诫子女：“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1921年10月3日，饱受肺病折磨的严复在弥留之际，郑重交代儿女:“须知中国不灭，或有损益，旧说必不可叛。”

1936年，黄炎培四子黄大能即将赴英留学，黄炎培手书“事闲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的“32字家训”相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