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408~1643年间，中国爆发全国性大疫19次之多，局部性疫情不计其数，致使“万户萧疏鬼唱歌”“饥民抢掠四起”。文献记载每当瘟疫发生时，皇帝往往派人去祈祷，采取施咒的办法安慰百姓。明宪宗曾下诏在京城崇文、宣武等六门城外，各置漏泽园一所，收殓遗尸。1587年明神宗谕旨礼部：“尔部便行太医院精选医官人等，多发药材，分头诊视施给”；还强调“此后各省直有与重大灾疫，须令各府州县即许便宜动支社仓积谷，及本部事例义输等银、病者或给衣食”。对此时人评论：“今之人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至于对防疫较为有效的隔离、禁止人员流动等措施，朝廷并没有推行，文献也没有记载。

——摘编自甘海根《明代北京的瘟疫与政府应对》

材料二   英国首都伦敦由于人口集中、卫生环境差而成为鼠疫频繁光顾的城市之一，15—17世纪频繁发生严重鼠疫。针对疫情，1518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为确保隔离措施的落实，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被认为是社会保障制度正式建立的标志。在1604年索尔兹伯里瘟疫期间，整个镇1/5的人口被纳入到国家救助中，因此群众愿意配合隔离。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门任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郡治安法官作为总负责人，教区牧师和执事作为配合机构每周要报告相关情况。

——摘编自陈凯鹏《十六、十七世纪中英两国防疫对策比较》

材料三   1910年12月，鼠疫在东北大流行，哈尔滨一带尤为严重。清政府派医学博士伍连德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为弄清楚病因，伍连德通过病理解剖染病死尸，发现了罪魁祸首——肺鼠疫，这是一种新型鼠疫，在人和人之间通过呼吸道传播，传染源是感染了鼠疫的病人或者尸体；伍连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让士兵挨家挨户搜查，发现病人，就立刻送到防疫医院，还要用生硫黄和石炭酸给病人待过的房屋消毒，他克服重重阻力对尸体进行焚烧、掩埋；抽调士兵进行交通管制，还设计了一种成本极低、易推广使用的简易双层纱布囊口罩——在两层纱布中间放置一块吸水药棉（后人称作“伍氏口罩”）。……他仅用了67天，就控制住了东北鼠疫，这是中国第一次以科学手段有效遏制疫情的成功案例，也是人类历史上依靠科学手段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范。

——摘自《东北鼠疫》

材料一：“神农氏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东汉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东汉末年的华佗发明了麻沸散用作临床麻醉，比西方麻醉剂早1600多年，又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医学家孙思邈十分重视民间的医疗经验，唐朝建立后他接受邀请，与政府合作开展医学活动。唐高宗显庆四年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唐本草》。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先后到湖广、安徽、河南、河北等地收集药物标本和处方，参考历代医药等方面书籍925种，历经27个寒暑，于1590年完成了192万字的巨著《本草纲目》。这本书收集药物1518种，其中植物1195种，记录古代医学家和民间药方11096则，被誉为“东方药物巨典”。

——摘编自《中医发展史》

材料二：唐代医药学水平领先世界。医学方面如印度眼科医术的传入，阿拉伯治疗痢疾的悖散汤的传入；药学方面如东南亚的沉香、琥珀，阿拉伯的乳香、木香的传入等。

材料三：金元著名医家朱丹溪认为“古人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之一事”，他以太极之理阐发医理，用太极阴阳、形气动静、五行之配、天地君臣作演绎类比，推理出入身之“火”，推动了中医理论的发展。

中国古代疫情多发,文献中“大疫”“时疫大行”等记载不时出现,唐朝也不例外。唐朝尽管医疗机构很完善、发达,但仍无法有效应对大规模暴发的疫病。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医疗资源的不均与不足。在此情况下,基层民间医疗有所开创和发展。悲田病坊是唐朝开创的救助病残、乞丐及贫民的专门机构,它的服务对象就是社会的底层群体。病坊的所属关系:一是受官府管理,经费也来自官府;二是僧人自行管理,经费来源于寺院。悲田病坊的设置是儒家仁政思想的实践,一方面从民间的角度弥补了医疗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在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的情况下救助社会底层百姓。其设置影响深远,为后世所继承。

——摘编自胡阿祥等《中国通史大师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