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1383到1349年间，瘟疫以惊人的速度扩散到整个欧洲。在这场灾难中，死亡人数是无法被确知的：但我们知道，欧洲损失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在部分人口密集的域镇，死亡率甚至超过了50%、此外，修道院也是重灾区之一，大量牧师因照顾垂死的人而染病身亡。

材料二   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1300一1500）年表

——以上均摘自朱迪斯·M本内特等《欧洲中世纪史》（第10版）

材料三   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提出过“世界时间”的概念。依据他的观点，人类文明的进步并不均衡地发生在地球的每一个地方，相反，它只出现在少数的两到三个地方，这些地方所呈现的景象代表了那个时期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平。下表是不同时期“世界时间大挪移”的概况。

——摘编自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材料一   中医学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五行学说，藏象学说，气血学说，经络学说，病因与发病学说，病机学说和防病学说。在整体系统观和辨证论治主旨的指导下，在对疾病的现状进行周密分析的基础上，确立一套比较完整和系统的治则，包括治病求本、扶正祛邪、调摄阴阳、调整脏腑功能、调整气血关系和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六个方面，用以指导具体的治法、处方、用药。治则是指导疾病治疗的总则；治法则是治则的具体化，是治疗疾病的具体方法，如汗法、吐法、下法、和法、温法、清法、补法、消法等等。而治法中的益气法、养血法、温阳法、滋阴法都属于在扶正总则下的具体治法；治法中的汗法、吐法、下法、逐水法等，都属于祛邪总则下的具体治法。

——摘编自宋定国《国学探疑》

材料二   古希腊的医学和生物学联系在一起，他们通过解剖来认识人体结构以及生物发育过程。或许是在古希腊医学家、哲学家恩培多克勒的思想理论影响下，希波克拉底学派采用了四体液说：黏液、血液、黄胆和黑胆，它们是宇宙四种元素或四根，即火、空气、水和土在身体内的表现，每种体液对应着热、干、寒和湿四种基本属性。他还强调仔细观察症状是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检查身体、体态、呼吸、睡眠、尿、大便、痰以及病人是否咳嗽、打喷嚏，是否有气胀和器官损伤等。治疗不仅包括食疗，而且包括洗浴和按摩，还有许多草药，包括催吐药和祛痰药。不过，希波克拉底最著名的可能是他的学派采用医誓。医誓的主要内容是永远把病人放在第一位。医誓非常详细地明确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保密关系，它在历史上为医生赢得了很高的地位。

——摘编自彼得沃森《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

材料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卫生”一词在晚清日益流行。由于近代社会的急剧转型，卫生涉及的已经不是个人或地方团体层面，而是同国家、民族联系在了一起。文化市场涌现大量的生理卫生、生殖医学的书籍和刊物，相关的广告与介绍也频繁见诸报端，大多强调泰西的兴盛与其对生理卫生学的重视密切关联，表示译者或作者的目的即在希望种族强盛上。”

——摘编自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许多蛰伏的传染性疾病一度肆虐，鼠疫波及全国20多个省区，血吸虫病遍及长江以南所有省份。1949年10月，中央召开紧急防疫会议，确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措施，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快捷的信息沟通体制，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1950-1953年连续召开三次全国卫生会议，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强调群防群治。通过传媒界的政治动员和教育界、文艺界的防疫宣传，卫生防疫工作上升为全民政治运动，流行的各种疫病很快得到了有效防控。

——摘编自李向东、刘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情与疫病防控的政治化》

材料一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内经》《难经》等经典医著成书，在其病理学说中，非常重视疾病与人体自然精神状态、生活状态以及外部环境，特别是气候变化的关系，确立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并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中医药的诊疗实践。战国时期的扁鹊已能通过诊脉确定病人的病情，然后对症下药。针灸疗法在汉唐时传到日本、朝鲜等国，后又相继传到阿拉伯和欧洲。隋代统治者组织太医博士集元方等集体编撰专门论述病因、病理的巨著《诸病源候论》。唐宋时期，政府设立比较完善的医疗卫生行政机构，并多次颁发药典。

——摘编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以后，西医在中国日益广泛而深入地传播开来。许多传教士在华行医、建立医院、开办医学校、翻译医学书籍和出版医学刊物。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开始官派留学生，1872—1875年选派120名动童赴美留学，其中有5人从事医学工作。明治维新后日本西医发展很快，不少中国留学生在日本间接吸收了西医知识。19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清廷官员和洋务人士(如荣禄、李鸿章等)体验到了西医的功效，就带头或动员富商捐资建造教会医院，各地受医人数大为增加。20世纪初，中医人士开始自发地学习西医，西医影响逐渐超过了中医。

——摘编自郭剑波《论近代“西医东渐”的途径与反响》

材料一   古代先民为抵御疫情，留下了丰富的经验。《黄帝内经》中主张培固自身“正气”，以抵抗“邪气”侵入。《秦律》中明确规定了严格的传染病疑似患者的报告制度，一旦发现了疑似疫病患者，就要及时报告并采取隔离措施。唐宋时期，政府采取了医疗统筹、民生安置、行政管控等措施，并积极调动社会民众力量加以辅助。在与疫病的抗争中，历代医学家们还形成新的医疗理论和方法。

——摘编自王星光《中国古代的疫病探求与防治应对》

材料二   清末，在北京地区，新成立的警察机构开始采用宣传疫病知识和推广种痘的方式对抗疫病。到民国时期，传染病医院开办后，京师警察厅建立起一套以该院为核心的疫病防治制度，应对突发性疫病。新设的中央防疫处也致力从欧美国家引进各类疫苗并研制各类疫苗，为推行注射疫苗预防疫病提供技术性保障。

——摘编自杜丽红《近代北京疫病防治机制的演变》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类疫病肆虐。1949年10月，中央召开紧急防疫会议，制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快捷的信息沟通机制，组织群众先后开展以清洁大扫除、反对美国“细菌战”和“除四害”为中心的三次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教育和文艺界人士以及中国红十字会也积极进行科学防疫治疫宣传，将“防病”“医愚”与“治心”相结合。经过十余年的努力，鼠疫、天花、黑热病等烈性和急性传染病陆续被消灭，人口的总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度下降。

——摘编自李向东、刘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情与疫病防控的政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