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光荣革命”后，国王的法律中止权被废除，赦免权受到严格限制，否决权虽然仍保留在法律上，但其实际效力已几乎等于零。拥有控制钱袋权力的议会的立法要求总能实现，而国王提议的立法一旦遭到议会反对则注定失败。行政权仍属于国王，但有财政权作后盾的议会可以通过支持或批评政府以影响国王决策。“光荣革命”后，辉格、托利两党和内阁都获得进一步发展。到1698年，当托利党上升为议会多数时，国王为避免政府与议会的摩擦，组成以托利党为主的新政府，并一直保持到1702年。其间，国王曾打算解散它，重新召回辉格党小集团，但因托利党仍保持着议会多数地位，因而不得不放弃了改组计划。

——摘编自程汉大《“光荣革命”与英国中央权力结构的变化》

材料二   可以说，“光荣革命”是一次制度变迁，即从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制。它以非革命的手段实现了这个变迁，开始了一个现代的英国。此后，英国历史上不再出现重大的暴力冲突，和平渐进的改革成为英国历史发展的特色。到“光荣革命”为止，合适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已经在英国形成了，正是在这种环境下，英国率先走向工业革命，也就从一个文明边缘的小国走向了世界的中心，并开创了一种新的文明。

——摘编自钱乘旦等《英国通史》

材料一秦代以降，皇权专制主义越来越走向强化，从汉到宋是皇权逐渐压倒相权的时代。北宋时候，皇权已经高度专制，明代以后则皇帝自兼丞相，合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为一，于是皇权专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秦代以后的两千年，中央集权程度也一步一步走向强化，行政区划本来是地方政府的施政区域，到了宋代以后，已转变为中央官员的施政分区，中央集权制此时也达到巅峰状态，因此元代以后，分裂局面已不再出现。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二“百代皆行秦政事”，秦始皇所建立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行政制度与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官僚制度紧密结合，三位一体，奠定了此后中国两千多年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基本模式。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专制王朝，建立共和政体，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创举。但革命果实很快落入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手中。要完成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与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两大历史任务，仍然任重道远。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写《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   北方将士以袁世凯为首领，与予议和，夫北方将士与革命相拒之汉阳，明明为反对民国者，今虽服从民国，安能保其心之无他？故予奉之《临时约法》而使服从。盖以服从《临时约法》为服从民国之证据，予忧虑其不足信，故心令袁世凯宣誓遵守约法，矢忠不二，然后许其和议。故《临时约法》者，南北统一之条件，而民国所由构成也！”1914年5月1曰，袁世凯正式宣布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中华民国约法》。《中华民国约法》的基本内容有大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为陆海军大无师，统率全国陆海军代表中华民国”，“对国民全体负责”；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职官，宣告开战媾和、缔结条约、戒严、大赦、特赦、减刑、复权，不受限制；等等。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

材料一   

材料二   南京临时政府的《政府组织大纲》原规定的是总统制，待临时大总统由孙中山让给袁世凯之后，《临时约法》即改为内阁制，以便架空袁世凯，通过国民党在议会中的多数，保证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民初的国会，虽然热热闹闹，但无论是国民党还是进步党，关心的重点不是协商妥协，为民国制定一个新宪法和新制度，而是忙于党争，打击对方的势力，扩充自己的权力。

——摘自《辛亥后民初的制度转型败因探讨》

材料三   新中国60年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延续过程。改革开放后30年我们在民主政治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在前30年民主建设成就的基础上和前30年奠定的民主制度框架内取得的。没有前30年的民主存量，就不可能有后30年的民主增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材料一   欧洲把合众国的建立视为明证：启蒙时代的许多思想都是切实可行的……德国作家歌德（1749—1832年）曾经若有所思地对美国称道说：“美利坚，你的那个大陆胜过我们的这个旧大陆。”

——摘编自帕尔默《现代世界史》

材料二   近代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不论在单个国家，还是在全世界，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动荡的而又反复的过程。一开始表现为思想家的构想，然后，政治家借助群众的力量将其细化为若干改造现行政治生活的要求。这种要求起初可能是温和的、建设性的、改良性的，以后却可能变得激进。再者，胜者或暂时胜者一方将其形式化、法律化，固定为一种永久性的、历史性的进步。

——摘编自应克复《西方民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