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曹魏推行的屯田制度，到魏末已逐渐遭到破坏。士族官僚支持下的西晋王朝建立后，民屯制度正式废除。之后，贵族官僚争相侵占官田，隐匿户口。原来的屯田客或投依豪门，或游食商贩，加上服役为兵者，有一半人不从事农业生产。西晋平吴以后，晋武帝开始推行占田制。规定，凡是立户丁男，每年交纳户调绢三匹，绵三斤；男子一人有权占土地70亩，女子30亩。一品官有权占田50顷，以下每品递减5顷。如果以占田之下农民的负担与屯田之下农民相比，显然有所减轻，特别是解除了屯田之下军事管制的强迫劳动。占田制对官僚士族占有土地、人口也有一定限制作用。《晋书食货志》中云：“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均平，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这虽有夸大之处，但多少反映出占田制实行后，太康年间的繁荣景象。

——摘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   鲜卑族拓跋部武力征服草原各部后，只能“分割经营”，“世典”之法成为各部牧官主要、甚至是唯一的选任方式。道武帝立国后，内侍长等高级官员垄断宫廷畜牧事宜，后设九卿之一太仆以掌管国家畜牧事宜，但实为闲职。太武帝时，于尚书台下增设初见于曹魏的驾部曹。期间，代郡牧场、漠南牧场等大型官营牧场纷纷建立。孝文帝“延兴四年二月，置外牧官”，外牧官是任命到各地方负责管理牧场的官员统称。主政后，孝文帝彻底罢设“内侍官-都牧曹”体系，内侍官彻底成为由宦官充任的宫廷碎职，驾部整部不再见于职官令。太仆及其下属机构开始重组和扩建，成为总辖牧政的官僚机构。这一时期，官营牧场规模大多仅为诸先帝时的数十分之一，其中最大的河阳牧场仅“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北魏历代君主的努力，终在孝文帝一朝开花。

——摘编自梁志恒《北魏牧官制度改革》

材料：每当草原寒潮来临，北方的游牧族群都会向南迁徙。草原地区所能承载的人口只是农耕地区的十分之一，游牧族群必须从中原获取粮食、茶叶、丝麻织品以维持生存和开展贸易。中原对周边族群强大的吸引力之一是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匈奴、鲜卑、羯、氐、羌五大胡人族群纷纷南下，建起了众多政权，并主动走上“汉化之路”。在五胡十多个政权中，先有氐族的前秦，后有鲜卑的北魏统一了北方，虽屡经纷争与分裂，最后还是实现了内部整合，继承了秦汉中央集权超大规模国家形态，奠基了融合胡汉的隋唐大一统王朝。

在西迁匈奴的压迫下，东西哥特、汪达尔、法兰克、伦巴第等日耳曼部落，利用罗马帝国表落的机会，潮水般地涌入罗马，并建起一个个“蛮族王国”（如上图）。这些王国除个别短暂“部分罗马化”外，大部分彻底地“去罗马化”。如哥特人建立了“二元政治”,实行“族群分治”制度，禁止罗马人与哥特人通婚；哥特人用蛮族习惯法，罗马人用罗马法；不倡导学习拉丁语与古典文化……西欧形成了日耳曼语、拉丁语两大语系。正如英国史家佩里·安德森所说，蛮族建国“用得更多的是分裂而不是融合的方式”。在他们几百年征伐中，最终分裂成一个个封建国家，靠“普世教会”作为精神统一的力量勉力维系。

——摘编自潘岳《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

材料 北魏初期，法律制度不健全。母权制社会时期的一些习惯法被保留下来，存在“用刑之意多而恤刑者之意少”等不足。孝文帝上台后，对法制进行了改革。自幼深受儒家教育熏陶的孝文帝，将礼教为先的思想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并躬行亲践，为其祖母冯太后服丧，摒弃了鲜卑民族传统上对长辈不尊敬的恶习。儒家思想中的观点也被融入法律中。太和十二年，规定“诸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以闻”，将罪犯留下来照顾长辈。孝文帝通过亲自断刑了解法律的缺陷，改革监狱内部的审判方法，并广纳法律人才修改法律条文，扩大法律的覆盖范围。在刑罚实行方面，缩小缘坐刑的连累范围。用流刑来代替死刑是孝文帝改革的一大亮点，流刑逐渐成为刑罚中的“正统”。孝文帝要求执法人员公正执法，太子恂在迁都洛阳后策划谋乱被处以重刑。

——摘编自于彦梅《北魏孝文帝法制改革考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