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梁启超主张改变那种仅从旧史记载中搜寻史料的习惯，打破正史修史过程中对史料的搜寻劣习，充分吸收地质学、考古学、人种学、语言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之，畴昔认为史迹者，今则不认，举从前弃置散佚之迹，钧稽而比观之，其夙所因袭者，则重加鉴别，以估定其价值，如此则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之上，而推论之功，乃不至于枉施也。”“得史料之途径，不外两种：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记录者……文字记载以外者，又可略分为三类：曰现存之史迹，曰传述之口碑，曰遗下之古物。”治学者应该将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和文字记录的史料二者结合使用，不可偏废。

——摘编自周妤、王梅兰《梁启超史料观初探》

材料二李大钊提出：“史学家固宜努力以求记述历史的整理，同时亦不可不努力于历史理论的研求。”历史理论是从历史事实中提炼归纳出来的。史学家必须“下一番功夫去作特殊事实的研究”.“才能作历史理论的基础”。通过考证而获得的事实，实为一般理论的研究必要的材料。必个个事实的考察，比较充分施行，而后关于普遍的理法的发现，始能比较得明确。有确实基础的一般理论，必于特殊事实的研究、有充分的准备始能构成。”史实收集得不充分，考订得不确实，整理得不全面，有确实基础的一般理论的形成、发展是不可能的。

——摘编自沙健孙《李大钊史学思想述论》

大盂鼎是西周早期的青铜重器，其命运多舛的过程，也是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写照。小王同学在观看央视节目《国宝档案》后，对国宝大盂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整理了其几经磨难的历史年表

时间	事件
周康王：十二年（约公元前1000年左右）	盂因战功而受到周康王的赏赐，盂颂扬王的美德，制作了宝鼎。
1849 年	出土于陕西鄙县礼村，随后便被贩卖至文物市场。后辗转流徙至酷爱文玩的左宗棠手中。
1859 年	左宗棠遭朝廷议罪，幸得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援手才获脱免，左遂以鼎相赠，自此，大盂鼎一直为潘氏所珍藏。
1937 年	抗战时期，潘氏后人将大鼎入土保全。
1952 年	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将大盂鼎捐赠给国家，纳入上海博物馆馆藏。
1959 年	大盂鼎入藏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

小王同学之后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得以一睹宝鼎真身，其铭文（部分）译文如下

“现在我要效法文王的政令和德行，犹如文王一样任命两三个执政大臣来任命你，你要恭敬地协调纲纪，勤勉地早晚入谏，进行祭祀，奔走于王事，敬畏匕天的威严。”王说：“盂，你要辅助我主管军队，勤勉而及时地处理赏罚狱讼案件，从早到晚都应辅佐我治理四方，协助我遵行先王的制度治民治疆土。……王说：“盂，你要恭谨地对待你的职事，不得违抗我的命令。”

材料一 自交、会既行，而始直以楮（纸）为钱矣。夫珠、玉、黄金，可贵之物也，铜虽无足贵，而适用之物也。以其可贵且适用者制币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为币，则始以无用为用矣。举方尺腐败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饥藉以食，贫藉以富，盖未之有。然铜重而楮轻，鼓铸繁难而印造简易，今舍其重且难者，而用其轻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铜之禁，上无搜铜之苛，亦一便也。

——摘编自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

材料二 马端临编制《文献通考》时，元代官修《宋史》尚未成书，而《通考》所记述更为详细，分析更为客观准确，其论断多为《宋史》所缺失，因此成为研究宋代历史的重要考证依据。正如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文献通考》“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按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马端临编纂《文献通考》，一是由于《资治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二是认为《通典》“不无遗憾”，“未有集著述之大成”，于是便“有志于缀辑”；加之家学的影响，取材于旧籍和当世学者的议论和朝臣的奏疏，遂成此书。他继承和发展《通典》开创的典制体通史之先河，弥补了唐玄宗天宝以后至宋宁宗嘉定以前的典章经制，并拓展了门类，从《通典》9门增为《通考》24考，分类更为科学，范围更为广泛，论证更加精密，影响更加深远。

——摘编自史彬彬《马端临〈文献通考〉及其经济思想研究》

材料一   50年前（1958年），一个叫做杰劳德.霍尔通（GeraldHoltom）的英国人设计了一个反战标志，他在简单的图案中蕴含了“核裁军”的愿望和诉求。到了现在，这个标志已经跟可口可乐和耐克的商标一样有名。

——摘编自丁晓蕾《50岁的反战标志》

材料二   乌克兰危机的总爆发在地缘政治上不是孤立的，这场乱局背后充斥着大国的角力和博弈。早在2014年3月18日，普京闪电般签署了克里米亚入俄协议，并发表了万言演讲，措辞严厉地批评西方。舆论甚至把这次演讲与当年丘吉尔的富尔顿“铁幕演说”相类比。“世界是否进入‘新冷战’时代了”的疑问萦绕在很多人心头。

——摘编自吕正韬《“新冷战”时代真的来临了吗》

材料一   在古丝绸之路上，常常可以看到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商人自发组织的庞大商队进行长途贩运，也常常可以看到他们进入沿线城镇，或单独经营，或与当地商人合伙经营。沿线国家的政府在古丝绸之路的交流互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为古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修筑道路、设立驿站、建设贸易场馆、建立口岸等物质便利条件，提供设置观察所、巡查站、治安亭等安全保障措施，派遣使者、官员协调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流事务和化解纠纷矛盾等指导机制。沿线各个国家和地区都为古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而中国、印度、波斯、埃及、希腊、罗马等大国，在古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中发挥了引领和推动作用。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流，大都是从经贸交流开始的，并以此为主线，再由经贸交流推动文化、宗教交流，又由经贸、文化交流推动政治、军事、外交等交流，各种交流相互结合、相辅相成。

——摘自滕文生《古丝绸之路与共建一带一路》

材料二   二战结束后，欧洲经济凋敝，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帮助西欧国家恢复重建、发展经济，并确立自己的全球经济霸主地位。它对冷战的激化和两极格局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通过附加条件的援助，在事实上造成了美国控制西欧和西欧依赖美国的结果。马歇尔计划是以美国为主导，受援国处于被动接受与附属地位，不能自主决定经济政策。这一计划还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排除在外。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是推动和平发展的大国方略，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是要弘扬古丝绸之路和平友好、开放包容的精神，探索新形势下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的新模式。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基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共建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谋求互利共赢。

——摘自张鑫《“一带一路”根本不同于马歇尔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