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辛亥革命后，某人翻译一本书名叫《平民政治》，但现在却准备易名为《共和政治》后再出版。《国粹学报》过去一段时间销路不畅，但最近改名《共和杂志》，重新变得抢手。

——摘编自徐兆玮《棣秋馆日记》

革命后地方不同了一点，绿营制度没有改变多少……守兵当值的，到时照常上衙门听候差遣。马兵仍照旧把马养在家中。衙门前钟鼓楼每到晚上仍有三五个吹鼓手奏乐

——沈从文《辛亥革命的一课》

材料二   下列表格是凤凰网关于辛亥革命的调查。

材料三   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

——摘自林伯渠《荏苒三十年》

材料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多次使用了“现代性工业”“现代化”等概念，提出逐步而积极地引导个体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使“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他还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1964年12月，周恩来同志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在此基础上，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概念。此后，以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带领全体人民不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先后提出“新三步走”发展战略，推进我国现代化总体布局由“三位一体”向“四位一体”再向“五位一体”转变等重大战略思想。

——摘编自韩振峰《我们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及历史启示》

1949年1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与王稼祥交谈时说：“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在何处？王稼祥建议：“北平扼守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命脉之所在。同时，它又邻近苏联和蒙古，无战争之忧。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的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于接受。”毛泽东连声赞同说：“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摘编自孙文晔《把千年帝都变为人民的国都》（原载《文摘报》）

材料一   明清之际的中华帝国国力强盛，传教士不能“一手拿十字架，一手拿宝剑”，凭借坚船利炮进行文化渗透，而必须采用适应中国国情的适应性策略。1582年利玛窦到肇庆后，极力结交广州提督、肇庆知府等明朝官僚及中国的士大夫，向他们赠献日晷、自鸣钟、地图等“方物”，并与徐光启等人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同文指算》《泰西水法》等西方科学译著。以扩大自己的影响，方便传教。耶稣会士明白想楔入中国社会，必须适应中国习俗，为此他们“习华言，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很多传教士在意识到士大夫阶层在中国的重要性后，为自己取具有中国韵味的名字，并改穿儒服，以“西儒”形象优游于士大夫群中。在传教同时，罗明坚和利玛窦合编的《葡汉辞典》，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著《大中国志》，为西方人理解中国，尤其是学习中国语言提供了理论前提。

——摘编自《略论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之成因”》

材料二 近代以来，中国饱受西方列强武力侵略，《望厦条约》《北京条约》中关于允许外国来华传教的条款，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依据。一些传教士鼓吹对华发动武装侵略、干涉中国内政，激起国人对基督教的仇恨和排斥，各种教案频频发生。传教士采取了多种活动改善基督教在国人心中的形象。在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中都有传教士的影子。传教士在中国大力创办文化事业，在19世纪后半叶，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了约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1840-1919年间，基督教传教士大约创办了5000所教会学校。西方传教士还积极参与中国的赈灾活动。李提摩太曾说：“（赈灾活动后）一些国人对传教士的称呼从“洋鬼子’转变为‘洋大人’，这体现了一部分国人已经在外国传教士所给予的‘恩惠’中被潜移默化地改变了。”

——摘编自《近代中国基督教传播原因初探》

材料 晚清中国近代海关设关地点与年代一览表

——摘编自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

材料一   中国城市由传统城市的形态走向近代是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一批有别于传统封建市镇的近代城市首先在通商口岸崛起。这使得中国城市在近代化过程中具有其自身的一系列特点：开埠成为中国城市近代化的起始点，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城市近代化拉开了帷幕；“因商而兴”是中国城市向近代化发展的基础，由开埠通商而产生的巨大商业力量，成为中国城市近代化发展中的新动力，商业功能日益成为近代城市的主要功能；由于兴办近代企业，使城市发展有了独立的经济保障和经济依托，从而加快了中国城市近代化的发展步伐。

——摘编自侯蕊玲《论中国近代城市产生发展中的几个特点》

材料二   巴黎……也配套建设了放射状的新道路，把火车站与商业中心连接起来，给人以一种处于新的秩序、清洁、高效和美观标准控制之下的印象。超过165公里的新街道一宽敞、笔直，并配有人行道、排水系统、照明设备和新种植的树木，街旁点缀着纪念性的新教堂、市场和行政办公楼.私人建筑、公寓住宅增加了六倍，其精致优雅前所未见，既具有外貌的端庄，也具有内部的舒适。一个世纪以前的改革者所梦寐以求的城市，现在如此完整地沐浴在一种进步的神采当中，甚至城市的下水道，也在特殊设计的观光车中，向游人开放。

——摘编自（美）巴里·伯格多尔著，周玉鹏译《1750～1890年的欧洲建筑》

材料三   本次规划重点在于描绘面向未来30年的上海大都市圈发展的共同蓝图，以及各城市携手共进的路径举措。规划提出以下举措：共同塑造全球领先的创新共同体，打造全球领先的知识集群和高端制造集群，让都市圈成为全球最具创新影响力和经济活力的地区；……共同传承与彰显江南文化，共享高品质的服务，让人们拥有诗意的栖居环境。

——摘编自2022年《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