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忽必烈曾许诺宋降后杭州“宗庙悉许如故”。元军进城后，保护了城内各衙署，对宋太庙、四祖殿、景灵宫、皇宫内等建筑也仅收缴礼乐器物，建筑得以保存。忽必烈至元十九年，杨琏真迦等为发展佛教势力，夺占原南宋御前道教宫观为佛寺，重构杭州的信仰空间。两年后，元政府在南宋故宫遗址上“建大寺五”，原受元廷保护的杭州城郊天圜丘亦被毁建寺。杭州成为江浙行省省城后，杭城内原南宋官街改造、重建成行省街署与官员府邸，监察江南官员的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大兴文教事业的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司等，大体由南宋旧官衙改造而来，仍保持中轴对称、前堂后寝的布局。

——摘编自陈彩云《从国都到省城：元初对杭州政治空间的改造》

材料二   山东西南部的济宁城原为县级治所，元京杭大运河竣工后成为北方运河段的重要枢纽，是明代首批开设的7个运河上征收商品流通税的钞关之一，升级为兖州府下的州或直隶州。明中期后，土坯建起的外城城墙延伸着城市的防卫系统，鸡市口街、小纸店街、税课街、打铜巷等成为南外城街巷名。乾隆五十年，城内人口占济宁州31.8％，达15-20万。职业商帮中，出现了具有某些市民属性的社会组织和结构，参与当地修建寺庙、戏台、货栈，以及修缮城墙、码头、堤坝等。随着更多费用低、效率高的商船从事沿海南北贸易，济宁等山东西部运河两岸的城乡从19世纪中叶开始急速被边缘化。

——摘编自孙竞昊《明清北方运河地区城市化途径与城市形态探析》

材料一   市舶司，掌市易南蕃诸国物货航舶而至者。初于广州置司，以知州为使，通判为判官。及转运使司掌其事，又遣京朝官、三班、内侍三人专领之。……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宾同胧、沙里亭、丹流眉，并通货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精粗瓷器，市易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啡、宾铢、璧皮、碡（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構、苏木之物。

——摘编自徐松《宋会要辑稿》

材料二   宋代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其中民营外贸占大多数。元丰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广州市舶条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在各个外贸港口城市还设立“蕃市”，专卖外国商品；“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广州和泉州现在还有许多蕃客墓，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繁荣的佐证。

——摘编自《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发展》

材料三   明洪武四年（1371年），明廷对“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明洪武七年（1374年）正月，罢福建（泉州）市舶司，严海禁以防倭寇。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重申禁止“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之令，使长期依靠海外通商的泉州沿海商民受到严重打击。民间贸易断绝，外国商人只能通过“朝贡”的方式和明朝官方进行贸易。在利益的驱动下，大量外国商人冒充国家使者，打着“进贡”的旗号和明朝进行交易。

——摘编自马明玉《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