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并不直接教育其子民热爱国家，而是给予子民一个逻辑的过程。他们教育人们敬天畏天，自称奉天命而行使统治权力。启对于其即位不服的有扈氏就提出“今予维共行天之罚”；周王利用礼制，教化了人们天子与天、祖先、臣子、民的关系，即天子要祭天、祭祖，臣子要绝对服从君，民对君是从属关系，其中心内容是教育人们要对统治者的“忠”；春秋战国以后，儒家的“五伦”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忠、孝、悌、忍、善为“五伦”关系准则）建构起身、家、国、天下四位一体的伦理系统；汉武帝时实行“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教育以及宋明开始进行“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就是“五伦”说的发展，其核心是爱君主、爱朝廷、爱国家。历代统治者还利用献计献策的功臣、能臣、诤臣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典范。例如周公旦、屈原、萧何、魏征、范仲淹、辛弃疾等，这些人物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忠臣良将，为后人所景仰。

——摘编自耿文茹《中国古代爱国主义教育研究》

材料二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英、法、德、日、美等外国列强入侵我国，“救国”“救亡”成为爱国教育的主题。1905年源于广州的抵制荚货运动，范围扩至全国各大城市。上海商业总会向全国20多个城市发出通告，号召群众抵制关货，维护民族尊严。在辛亥革命时期，青年革命家邹容书写的《革命军》中说：“我中国今日欲脱满州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比之古代的爱国主义，中国近代的爱国主义逐步摆脱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局限性，表现了中华民族虚心学习，积极向上精神。例如思想家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名言。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也都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体制，建立新型国家。

——摘编自黄明光《试论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