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18年11月4日，德国基尔军港水兵起义，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9日，德皇宣布退位，将政权交给国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革命目标呈现出三种方向：革命大众希望实行代表会制即直接民主制；斯巴达克团呼吁向十月革命学习，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社会民主党坚守议会民主制道路。代表会制因缺乏实际行动淡出视野，斯巴达克团组建为德国共产党，发动柏林起义，被临时政府和国防军镇压。随之而来的经济革命出现“共决权”和“完全控制权”之争，新政府、工会高层、资本家团体和军方相互合作，迫使革命者接受资本家与工会联合的“共决权”。

材料二   1945年的波茨坦会议确定了“4D计划”，以期彻底改造德国社会。“非军事化”在实践中改为“非军国主义化”，销毁弘扬帝国主义的书籍，取消军队的特殊地位，严禁各类军事组织。“非纳粹化”通过对纳粹追随者的甄别和审判来教育德国民众，西占区1947年结束该运动，以便德国成为冷战前沿。“非工业化”在西占区实践为“经济民主化”，消灭垄断组织，管理民主，煤钢企业实行共决制，增加工会发言权。“民主化”在东西占区各有特点，西部扶持自治政府与西方模式的民主政党和工会，东部支持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统一工会。该计划改变了德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服从和专制意识，促成德国人反省历史的决心，以重新融入国际社会。

——均摘编自孟钟捷《德国简史》

材料一   国际格局是世界上主要力量或力量中心之间的力量对比和相互之间的相对稳定的结构和态势。国际格局以国家实力为基础，反映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为追求国家利益而展开的冲突与合作关系；具有明显轮廓并对世界发展起重要影响的近现代国际格局逐步形成，第一次是17世纪40年代经历了欧洲30年战争后形成的“威斯特伐里亚格局”；第二次是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形成的英俄普奥法多极格局，五极力量此消彼长，构成均势；第三次是一战后形成的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下的国际格局，这次的多极格局结构充满矛盾因而非常脆弱、短暂；第四次是二战后的雅尔塔格局，其以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为中心。这四次国际格局的转换都是在大规模战争之后，通过战胜国召开会议，是其意志妥协的产物。

——陈小曼杨佳佳《国际法在构建国际秩序中的作用》

材料二   在以往的几次国际格局的演变中，国际法主要体现为国家协议的形式，其对国际秩序构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每次格局交替时和既有的国际格局出现危机预兆时，作为大国维持自己既得利益并保障其将来的利益的工具，是大国意志妥协的产物，并不能反映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意愿，以此为基础所建立的旧的国际秩序是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国际法作为构建国际秩序的基础已经被国际上大多数国家所认可，通过国际法可以将国际社会各国对于构建国际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意志以文字的形式记载下来，并辅之以相关保障措施。

——陈小曼杨佳佳《国际法在构建国际秩序中的作用》

材料一   犹太人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从战败国得到持续性赔偿的战争受害者群体，这得益于二战后德国政府和企业对犹太人受害者及其遗属赔偿覆盖的不断扩大和完善。1952年，联邦德国和以色列签订《卢森堡条约》，联邦德国以犹太移民安置费用的名义向作为犹太人民合法代表的以色列政府支付价值30亿马克的赔偿。德国对以色列的赔偿超越了“战胜国以武力强加给战败国的义务”传统模式，开创了一种“战败国自愿赔偿战争受害者”的全新战争赔偿模式。这一赔偿不仅缓解了第一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的财政困难，推动了以色列经济的现代化，而且开创了德国与以色列之间独一无二的“历史责任驱动型”国家关系。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他们两千多年的流浪岁月里首次从迫害者那里得到赔偿。对德国来说，《卢森堡条约》是“西德进入民主国家价值共同体的门票”，恢复了德国的政治声誉和道德信用。1956年联邦德国通过立法正式将“纳粹受害者”这一庞大的群体列入二战赔偿的对象。截至2020年所有二战期间在欧洲“犹太区”生活3个月以上，或在德国占领区和纳粹仆从国以难民状态生活4个月以上的犹太人及其子女，均可以向德国政府申请赔偿。21世纪初包括东欧强制劳工、强制绝育者、战争孤儿等“边缘受害者”群体成为德国二战赔偿的焦点对象。

材料二   经历与犹太人半个多世纪的赔偿拉锯战之后，德国政府和学者逐渐意识到赔偿不可能完全消除战争创伤，不再执着于寻求犹太人的宽恕。2018年3月，德国政府向联邦议院报告纳粹受害者赔偿支出时承认了这一点：“联邦政府为受到纳粹主义不公正待遇的不同群体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文本和法外规定。所有参与立法和执行赔偿法的人都始终意识到，字面意义上的完全‘赔偿'是不可能的。纳粹暴政的幸存受害者所遭受的痛苦无法用金钱或其他利益来抵消。”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孙文沛《二战后德国对犹太人赔偿的路径调整与效果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