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汉长安城选建在宽阔的关中平原上，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城，城内的宫殿、贵族宅第、官署等建筑约占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二，城内很少有公民公共设施。即使有大型的活动场所，也是为达官贵族和皇室服务的场所。城内的道路规整，布局与形制按照《周礼、考工记》进行设计营造。汉长安城的礼制建筑位于南郊，有宗庙、辟雍和社稷遗址等。统治中心位于中、南部，市场、民间手工作坊和闾里集中在城北。汉长安城布局上所表现出的崇方思想、择中观念、规整的城门配置制度、棋盘式道路网，以及“前朝后市”和“左祖右社”的布局等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过程中有着典型意义，对后代都城的营建影响深远。

——摘编自《城墙功能比较研究》

材料二：雅典城是一个包容力极强的城市，在这座城市里，商业空间、政治空间、宗教空间天际上是没有明显的界限的，很多时候它们以组合的形式出现在同一空间里。雅典的各种公共空间的建设占据了这座城市的绝大部分空间，它们宏伟且完美，雅典卫城、诸多神庙、广场、剧场等，公共活动空间都散发着高贵淳朴、庄严宏伟的气息。绝大部分的公共空间是面向全体男性公民而开放的，人们自由的穿梭在城市里，谈论时政、欣赏戏刷、祭祀诸神、享受生活，他们是这座城市的主人。

——摘编自白继萍《古典时期雅典城的城市布局及规划思想研究》

材料一   中国历代监察机构的设置模式基本一致，具有承袭关系。如机构名称、官名和品位大同小异，皇帝握有最高监察权。整个监察过程，从纠参到复议，从核实到复劾都必须请旨进行，最后由皇帝裁决。在传统的中国政治中，要有效地行使政治权力，执法者就必须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或拥有较高的政治权力。为了保证监察工作的有效性，中央赋予监察官员位高权重的监察地位，这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这样就使监督官处于极为有利的位置，使监察运作可以不必依附于行政，有效发挥了监察职能。

——张晋英《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探析与启示》等

材料二   雅典还构建了一套预防权力集中的机制。如议事会的常设机构采取的是10个部落轮流当政的办法，议事会的负责人也由抽签决定，每天更换，任何人不得在一年中两次担任负责人。雅典陪审法庭没有专设法官，任何裁决都由全体陪审员投票决定……雅典还通过公民大会、议事会和陪审法庭，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实行“认可听证会”，认可听证会就是在公民大会上经常就国家重要公职人员的工作是否称职进行信任投票，不称职者，或被免职，或被撤职查办。公职人员即使在任满离职时，也要接受公民大会或陪审法庭的审查。

——张慧《古代雅典民主政治特殊性分析》

材料一   著名希腊史学家汉森认为：“雅典的民主政治和现代民主政治一样，具有民主、自由和平等三个基石。”这一结论是很难让人信服的。雅典的民主带有相当强烈的不宽容性。中国学者认为：“这种专政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度，可以调动一切能够调动的力量，在需要的时候，它以绝对真理的面目向少数派和少数意见呼啸着压过去，轰然一声，连呻吟都一并埋在尘土之中。”

——摘编自倪学勇《雅典民主的多元解读》

材料二   我们只须把它们与任何其他古代政体比较一下，便会毫不踌躇地宣称他们具有无可怀疑的优点。

——19世纪上半期英国希腊史专家格罗特

材料三   即使我们此刻所处的时代，已是需要民主政治的时代，我们不能再要有一个皇帝，这是不必再说的。但我们也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