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太宗依据“山河形便”将全国三百多个州分为十道，中央根据事务的需要，临时任命如观风俗使、巡察使、安抚使等对地方事务进行监察或督导。唐玄宗时期改为十五道，每道在所部大州设立固定治所，设立固定的采访使，下设判官、支使、典依等僚佐人员。为防御少数民族的骚扰，先后在北方边境线上设置了九个节度使，在所辖区域拥有绝对的军事权力。节度使所辖地区也称道，是监察区的道内的一个特殊部分。玄宗后期，在设置节度使的道内出现了集节度使与采访使于一身的现象。安史之乱爆发后，肃宗在道内采军政合一的管理方式，道实际上拥有所属州的军政、行政大权，长官称节度使，成为州之上的一级实体单位，由十五道增加到四十多道。唐代的节度使虽然可以割地称雄，但不至于拥有推翻中央的实力，形成中央政府与藩镇共存的局面。

——摘编自张小稳《历代中央政府派出机构的演进规律与历史影响》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将全国划分为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简称大区）。六大行政区管辖的范围与解放战争时期形成的六大军区大体上是一致的，大区的领导人大都又是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也是各大党中央局的主要领导人。……1953年中共中央准备对党和国家领导机构进行大幅度调整，6月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决定：为了中央直接领导省市，减少组织层次，增加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为了节约，并适当地加强省、市的领导，撤销大区一级机构，是完全必要的和适时的。到1954年底，六大区相继撤销，至此实现了中央对省、市、自治区的集中统一领导。

——摘编自吕春子《建国初期六大行政区政府的建立与撤销》

材料一   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结构（虚实线代表政治力量的弱强）：

——宣朝庆、陈旭华《双轨政治与治世理想》

传统中国的社会治理存在两条平行的轨道：一是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以君主为核心，由官员与知识分子实施具体的社会治理；二是自下而上较为薄弱的基层组织自治轨道，由乡绅等乡村精英治理。

——费孝通《乡村重建》

材料二   独立后的北美 13 州曾经历了11年短暂的邦联制时期: 州几乎被赋予了绝对的权力,而联邦政府却软弱无力。……在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的鼓吹和推动下, 美国于1787年制定了宪法, 开始实现联邦制。

——刘世洪《纵向制机:变化中的美国中央 —地方关系》

材料三   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国和世界面对的一次公共卫生领域的重大挑战。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短时间内有效地遏制了疫情的蔓延，全国一盘棋，则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医护人员和医疗物资到疫情最严重的湖北及武汉地区，有效解决了医疗资源不足等重大问题。……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称赞中国的抗疫行动证明了“中国的速度、规模和效率……是中国的制度优势。”

——冯铮《从国家治理到地方治理： 重大疫情应对中的三层治理角色及其互动》

材料   明初，由于战乱、灾荒和繁威重役也是促使明代流民问题日益严重的重要诱因。明代的自然灾害十分频繁，百姓背井离乡，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经济发展迟缓、国力下降。更有甚者，流民积聚为乱，愈演愈烈，成为威胁国家统治的重要力量，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朝统治者“诏天下府、州、县编赋役黄册”，推行户籍黄册制度。由各户真实详细填写人丁和田产状况，经里、县、府、布政司，自下而上层层造册，最后报送户部。因为册子以黄纸作为封面，所以被称为“黄册”。明朝统治者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户籍的管控，还在刑律中明确规定：“若官吏里甲通同人户隐瞒作弊，及将原报在官田地，不行明白推行过割，一概影射减除余粮者，一体处死。隐瞒人户，家长处死，人口迁发化外。”凭借刑罚巨大的威慑力，户籍黄册制度得以有效地推行。

——节选自《明代户籍法律制度与社会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