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材料一   中印两国的谈判在（1953年）12月的最后一天，开始了。周恩来说道：“中印两国的关系会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某些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一定会顺利地解决的。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周恩来指出：中国政府“对于目前正在它的邻邦进行的战争和战争扩大的危险，不能不加以密切的注意。中国人民认为：朝鲜战争停止了，现在，印度支那战争同样应该停止。”周恩来指出，亚非国家要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而非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亚非会议公报指出：“自由和和平是相互依靠的，自决的权利必须为一切人民所享有，自由和独立必须尽可能不迟延地给予现在仍旧是附属地人民的人们。”

——摘自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等

材料二   1955年，亚非国家政府首脑在万隆举行会议。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绝大多数国家作出了求同存异的努力。会议提出著名的“万隆十项原则”，主张“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决议“在实际可行的最大程度上互相提供技术援助”，并接受扩大多边贸易和支付范围的原则，稳定本区域商品贸易。倡议亚非各国人民“在现代世界的范围内恢复他们旧有的文化接触和发展新的文化接触”。当时舆论普遍认为，这次会议“将作为一件世界大事载入史册”。

——摘编自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等

材料三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指出：“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一改变的突出特点就是不再强调与美国结成共同抗苏的战略关系，但同时也并非重建中苏同盟。这个重要转变对中国内政、外交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第一，使中国能够真正把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第二，使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特点更加鲜明。

——摘自孙大力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第4卷）

材料一   中国与非洲之间的交往古已有之。在汉代，非洲已在中国与罗马的贸易中发挥中转站的作用。唐代中国同北非、东非等地已实现直接通航。宋代，每年自非洲进口的商品数额大大超过前代体量。元朝中非人民对彼此的了解更加深入。明代郑和船队四次抵达东非海岸，将古代中非交往推向高峰，双方频繁互访，建立了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永乐年间还恢复了三省市舶司，以便非洲诸国使节来华时“与中国贸易”。

——摘编自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

材料二   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积极支持非洲国家民族独立自强。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时，明确了中国对外援助坚持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主权以及不附加政治条件等基本准则，奠定了中国对非援助的总体基调。经过长期的友好交往，中国越来越赢得了非洲人民的认可与支持。

——摘编自宋微《中国对非援助70年-理念与实践创新》

一个外交官的回忆录1955年4月18日，由29个亚非国家政府首脑参加的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4月19日，周总理在大会上发言，他预计的情况果然发生了。会议一开始，各国政府首脑就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发言，批评中国有侵略的野心。但周总理早有准备，他站起来发言，他庄严宣告，我们不是来万隆吵架的，而是希望找到大家能达成共识的地方，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不愿打仗，亚非各国人民应该团结一致，建设自己的国家，反对殖民主义。

最难忘的一次是1963年12月到1964年了月兴随周总理和陈教元帅访问亚非欧十四国。除此以外，总理还另外访问了坦噶尼喀（Tanganyika，它与Zanzibar于1964年统一后成为坦桑尼亚）、巴基斯坦、尼泊尔、缅甸和罗马尼亚等国家。通过周总理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不懈努力，中国迅速突破了外交上受孤立的局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及其随行人员到达北京机场。尼克松清楚地了解到1954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日内瓦明确规定美国官员不许和中国官员握手的历史，所以他下定决心在公开场合纠正这种不礼貌的行为，洗刷中国人心上的阴影。他指示整个代表团，包括他夫人，都留在专机里，一直到他走下舷梯，和东道主周恩来总理握过手后才能出来。我作为用总理的指定翻译，站在总理身后，目睹了这两位领导人之间的握手。

1990年4月28日，我和向同第三次回国休假。5月2日，我们应湖南省驻英国贸易代表的邀请，去湖南访问。我们去岳阳看了由英国软贷款建造的岳阳电站，并且同湖南的对外经济贸易官员多次会谈讨论如何促进湖南和英国的经贸关系。

——摘编自冀朝铸《从红墙翻译到外交官》

材料一   有学者提出，采取“一边倒”是中共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打破西方经济封锁、迅速医治战争创伤、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增强国力、寻找能够提供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的伙伴等方面的现实需要。

有些学者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美国和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认同，以及对国际政治形势的估计是建立在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必然胜利的思想理论之上的。这就决定了中共的国际政治立场就是加入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

——摘自董振瑞《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一边倒”外交方针研究述评》

材料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一边倒”的总特征下，新中国外交经历了一系列调整，贯穿着独立自主原则和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是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前，新中国坚定地实践着“一边倒”外交战略。这一外交政策使新中国获得发展机会，但也造成外交上的不平衡。这限制了新中国外交的主动性、开放性和自主性。朝鲜战争结束后，多种因素促成“一边倒”外交战略不断弱化，为新中国执行新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契机。

——摘自陈少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材料一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古代先哲们的和合文化精神和博大的包容精神，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机结合，具体运用于中国统一战线的伟大实践，确立了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求同存异。

早在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真正使求同存异原则名扬天下的，是周恩来1955年4月在万隆会议上的即席发言。周恩来在发言中开宗明义地郑重申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邓小平运用求同存异原则提出“一国两制”，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

——摘编自孙信、李健《求同存异原则测源）

材料二   我们应该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共同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平等相待，既把自己发展好，也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好。大家都好，世界才能更美好。

——习近平《共同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伙伴关系》

【推荐3】材料一   中印两国的谈判在（1953年）12月的最后一天，开始了。周恩来说道：“中印两国的关系会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某些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一定会顺利地解决的。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周恩来指出：中国政府“对于目前正在它的邻邦进行的战争和战争扩大的危险，不能不加以密切的注意。中国人民认为：朝鲜战争停止了，现在，印度支那战争同样应该停止。”周恩来指出，亚非国家要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而非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亚非会议公报指出：“自由和和平是相互依靠的，自决的权利必须为一切人民所享有，自由和独立必须尽可能不迟延地给予现在仍旧是附属地人民的人们。”

——摘自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等

材料二   1955年，亚非国家政府首脑在万隆举行会议。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绝大多数国家作出了求同存异的努力。会议提出著名的“万隆十项原则”，主张“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决议“在实际可行的最大程度上互相提供技术援助”，并接受扩大多边贸易和支付范围的原则，稳定本区域商品贸易。倡议亚非各国人民“在现代世界的范围内恢复他们旧有的文化接触和发展新的文化接触”。当时舆论普遍认为，这次会议“将作为一件世界大事载入史册”。

——摘编自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等

材料三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指出：“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一改变的突出特点就是不再强调与美国结成共同抗苏的战略关系，但同时也并非重建中苏同盟。这个重要转变对中国内政、外交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第一，使中国能够真正把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第二，使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特点更加鲜明。

——摘自孙大力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第4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