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代国家政治体制，以君主作为权力主体表现得更为明确，规定和安排得更为周详体。举凡官制、人事、行政区划、立法、司法、财政、民政、军事各方面的主要权力均由皇帝亲掌之并独掌之。在封建社会晚期这样的特定时期，高度专制可能有助于贯彻政令，发挥国力，促进统一，但也必然造成专横暴虐，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和镇压，甚至助长昏愦和腐败，激化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给社会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

——摘编自韦庆远《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 自明朝中期起，商品经济进入新的繁荣期。美洲等地的白银通过海外贸易大量流入，成为普遍使用的货币，促进了长途和大额贸易的发展，也有利于商业资本的集聚。一些地方的人以经商闻名，形成实力雄厚的商人群体。在工商业发达地区和交通要冲，兴起一大批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工商业市镇，商业活跃，人口密集，成为地区贸易网络的核心。

——摘编自朱汉国《简明中国史》等

材料一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单纯种田很难发家致富。在晚明农村，那些经营地主或富裕农民，更懂得这种经营之道。他们一方面开商行、典当、贩盐、开矿、航海、捕鱼，大逐工商之利，不断增殖商业资本。另一方面，以“种田利最薄”，雇工种田，“收支两抵”“无利可图”，甚至“亏本折利”，得不偿失。因此，多种田不如多治地，于是大量“改粮他种”，把商业资本引入商业性农业生产领域，进行的是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商品生产。由于他们的生产规模比较大，用工多，不可能尽是自己参加劳动，必然要雇工。这样当然也有助于加快农村的人口流动。

——摘编自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

材料二   自1902年清朝正式批准山西巡抚岑春煊关于开垦蒙地的奏请起，禁垦蒙地的政策被迫放弃，“走西口”也成为北方各省百姓光明正大的选择。1904年之后，“闯关东”的人们摆脱了政治的束缚。民国政府继承了清末鼓励移民实边的政策，推出一系列招垦及鼓励移民的法规条例。1937年，国民政府从南京迁都重庆，在实际上引导了一场全国性的战略大转移。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经济困境中开始了国民经济与国防事业的恢复与建设。实行计划经济，最大限度地调动与掌控有限的资源成为经济建设成功的关键，中央政府往往采取全国统筹安排的方式对人口问题进行处理，政治主导性的特征极为突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现代中国发展经济的最大优势与最大资本，因此，最有效地调整劳动力资源，就成为1949年以后影响中国经济建构与布局变化的极为关键的一环。新时期我国人口迁移显示出十分突出的空间特征。时至20世纪的最后5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规模急剧扩张，达到3398.12万人，年平均规模大约为679.6万人，形成了研究者所称的“井喷现象”，奏响了新时期人口迁移浪潮的最强音。

——摘编自葛剑雄等《20世纪中国移民史的阶段性特征》

材料一 在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明清时期，朝廷皇室和军队是最大的集团消费者，承接他们的生意是商人提高社会地位和迅速致富的重要途径。特许经营和官商制度扭曲了市场规律，形成了恶劣的经营导向，商人们并不把发展的希望寄托于市场开拓和由此而增加对科技发明生产创新的兴趣，而在于谋取流通领域的超经济特权，其经营注意力始终游离于生产领域之外。官商以政治特权攫取厚利，其不仅不会措意于科技创新，而且也不注重于经营，赢利的大部分用于奢华靡侈的生活消费。在明清的专制体制下，市场和市场主体始终都得不到独立自由的发展空间。明清商业资本的这些特点，导致当时中国的社会资本呆滞于流通领域，而没有广泛地向生产领域渗透，生产的规模化、社会化难以发展；科学技术得不到经济利益的激励，科技发明社会化发展的道路被堵塞。在视科技为“奇技淫巧”的社会价值取向环境中，科技发明的社会精神动力也丧失殆尽。

——摘编自樊卫国《论明清经济演进的内向化倾向》

材料二 （汉武帝初年）民间富商“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汉武帝全面实行盐铁业由官府垄断经营……颁布法令禁止私人继续从事煮盐冶铁，违者“钛左趾”并“没入其器物”。盐官和铁官依靠垄断货源和垄断价格获取利润，极大地充实了国家财政。但在实行过程中暴露出严重的弊端。而批评者更是从财富分配的角度揭露了这一政策的本质——“与百姓争荐草，与商贾争市利……加深了财政危机，最终导致“社会一时走上共同破产而已”。

——摘编自周玲、彭平一《汉武帝时期经济政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