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古代商会渊源于唐代。唐太宗时期，为方便购物，长安东市的同行业店铺都集中于同一区域，称为“行“。为了便于政府管理，所有同行业店铺都需要加入一家叫“行会”的组织，这便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商会。唐代行会设有“行头”一名，负责代表行会与政府交涉，组织行会成员开展社会活动，等于商会主席。明清时期，商人利用他们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成为市场价格的制定者和左右者，形成商帮。商帮规避内部恶性竞争，增强外部竞争力。清代最为有名的商帮，当推“徽商”和“晋商”。

——摘编自罗三洋《探寻古代中国商会的历史轨迹》等

材料二：在近代中国林林总总的各类新式民间社团中，商会存在时间最长，也最为普及，社会能量与影响格外引人瞩目。其原因在于商会系由具有经济实力之新兴工商业者组成，并且建立了全国性商会、省总商会、县分会、镇分所这四级组织系统，网络遍及各大都市与中小城市乃至为数众多的乡镇。而经由这一独特组织系统建立起来的“联动”机制，则是商会县有“登高一呼，众商皆应”之巨大号召力，能够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开展一系列大规模活动并产生显著影响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商会维护自身合法社会地位和权利行之有效的主要途径。

——摘编自朱英《近代中国商会的“联动”机制及其影响》

材料一   

材料二   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

——张正明《明清时期的山西盐商》

而传统的城镇，商业机能则日渐浮现……1500～1800年的三百年间，方志资料显示这是一段市镇稳定成长时期，尤其在正德、万历年间以迄清代乾隆时代，市镇的数量平均增加一、二倍以上，而且有许多市镇达到空前的繁荣。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

材料三   为了加强对中外贸易的控制和管理，清初设“粤东之澳门，福建之漳州府，浙江之宁波府，江南之云台山”四关，作为对外贸易的港口。康熙五十九年规定，对外贸易由广州的“公行”进行统一管理。一切必须经“公行”，非经“公行”不许私自相接受，民间私售，即违禁例。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下令关闭三关，仅留广州一关通商。

材料四   因清政府担心“洋船至宁波甚多，将来番船云集，留住日久，将又成粤省之澳门矣”。故于乾隆二十二年下令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贸易。乾隆五十七年，英国派使团来中国求建立“充分的外交关系”。英使所提出的要求，遭到拒绝。乾隆帝在给英王的敕谕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梁廷楠《粤海关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