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秦以来,关于分材制和郡县制的争论一直未间断。唐中期柳亲元作《封建论》对分封制进行了理性而有力的批驳。柳宗元提出“制”和“政”的概念,认为秦灭亡于人怨沸腾的基政,而非郡县这种制度形式。“秦之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周走向天亡是因为诸侯“无君君之心”,而秦“有被人而无叛吏”,汉“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有叛将而无叛州”。长期以来关于秦朝速亡在于不与诸侯共享天下的观点是错误的,原因在于分封制不利于中央和国家权力的集中。

柳宗元还质疑分封制之下”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这样即使“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尽管秦始皇废分封、立那县是出于个人自私的打算。是“私其一已之成”,但从客观效果来看,却是“公天下之端”。针对分封制的维护者仍鼓吹其是“圣人之制”,柳宗元通过对国家的形成的推演,论证了分封制的产生是“人之初”阶段的时代产物,而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同样也“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摘编自刘姗姗《柳宗元国家学说研究》

材料二 维护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治理的有效运行,必须建立一套制衡机制。我国历史上的权力制衡思想和实践体现出中国特色,主要反映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君权制衡。各项重要决策的处理,呈现出一定的“集议”特色,构成制衡君权的某种制度程序。第二,地方权力制衡。地方权力集中于中央,主要官吏由中央任命,既职责明确、考核严格,又采取行政、军事与监察三者权力分离,以制衡地方官吏权力的扩X,同时还以不断增加行政层级的形式,遏止地方权重倾向。第三,官僚权力制衡。…对中央到地方,对各级官吏的权力划分,行政问责、考核、审计、监督监察上,规X日益细密,以防止权力滥用。

——卜宪群《谈我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思想与国家治理》

材料一：雅典国家的出现是在经济发展中直接从氏族组织发展出来的。周人型则是：氏族、血缘组织化在地缘组织之中，汉语“国家”这个词的组成“国+家”，很有意义地反映了国家形成中的历史现实。西周春秋的国家仍是由城邦组成的，从一开始就有上下领属关系。诸侯分出去的城邦，受诸侯国君的领导，没有哪个国家对它的领土四至有清晰的观念，后在战国时形成领土国家。希腊的古代城邦，都是些独立的城邦国家，在城邦居民管理城邦的权力上，西方古代城邦居民的权力保存并发展下来，出现近代民主；东方古代城邦居民的权力却削弱、最后在实际生活中消失了，我们只有皇权而没有民主。

——摘编自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及其向中世社会的过渡》

材料二：1949年标志着新中国由观念而成为现实，但对于新生的政权来说，它还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塑造新的国家形象。在开国大典及以后的国庆等节日中、“新中国”的标志——五星红旗、北京天安们、《义勇军进行曲》等核心元素所构成的国家形象符号体系。在仪式的操演中实现了合法化、神圣化。新中国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和新的经济秩序以塑造新的国家形象，同时推行社会改革，在重建社会结构中、群众运动再次被有效地加以运用，以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通过“翻身”意识等建立“积极的国家形象”，并赢得广大民众的普遍认同。拒绝“继承”旧中国一切外交“遗产”，从而“在整个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这极大地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摘编自周良书《“新中国”观念的生成和国家形象的初步建构》

材料一   从春秋开始的社会大动乱，使一切旧制度、旧秩序都维持不住，把许多“礼”都弄得名存实亡，徒具形式，甚至大夫竟敢乱用天子的礼乐，简直闹得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这真是古代贵族统治下的社会大危机。为着挽救这个社会危机，于是孔子出来，要把周朝的旧典整理恢复，以继承文、武、周公的大业。

——摘编自嵇甫《春秋战国思想史话》

材料二   公元前475年，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代，齐、楚、燕、韩、赵、魏、秦7个国家，雄踞一方，以空前惨烈的战争，给时代打上了鲜明的印记……七国相继进行了实质上是封建化运动的变法，其中以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历时最久，内容最为全面彻底，因而取得的成果也最为辉煌……至公元前221年，“六王毕，四海一”。

由秦王嬴政来统一天下是无数个偶然所促成的，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六国所犯的错误，二是秦国的偶然性。

——据孟祥才《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等整理

材料三   日本要占领华北，就必须攻破自古就修建在中国北方战略要地上的防线——万里长城。1933年元旦，侵华日军开始向东北通往华北的咽喉要道，长城上的重要关口——山海关进攻。当时，驻守山海关的是东北军爱国将领何柱国的部队，爱国官兵奋起反击……日军凶猛攻势，他们唯一可依赖的便是千百年前古人留给他们的城墙，这支军队为了维护民族尊严、为了个人争取生存的信念慷慨赴国难！再次显示出长城是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象征。

——成大林《长城，世界一大奇迹》

【推荐1】中外古今，中央对地方的治理关系着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樊树志在《国史十六讲》中说：“政治与血缘的结合，看似牢不可破，其实不然。既然周天子授土授民给诸侯叫作建国’，诸侯授土授民给卿、大夫叫作立家’，因此对于士、庶民而言，就有‘国与家’的对立，他们把自己的宗族称为家”，只知效忠于‘家’，而不知效忠于‘国’。”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1）根据材料一，指出分封制的局限，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的影响。

材料二中国封建社会地方行政制度演化示意图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提取一条有关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划演变的信息并加以说明。

材料三   “乡约”最早见于北宋神宗熙宁时期“蓝田四吕”（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吕大防）所建立的《吕氏乡约》，它相当于今天的“村规民约”，是一种基层乡村自治制度。……乡约内容大致包括四项：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约正有权处理争辩纠纷，同时享有一定的惩戒之权。患难相恤则包括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和贫乏七项，是民间自发性相互救助举措。吕氏乡约亦规定了非常详细的救助启动程序和相应救济举措。

——摘编自《史海纵横》古代基层治理

（3）依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基层治理的措施。综合以上材料，谈谈中央加强地方治理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从孕育到成熟，华夏旧文明跨越2000年，和同期的其他古代人类文明一样，都属于神权与王权合一、宗教主导的社会。如果一直延续下去，历史将充斥族群壁垒、杀戮与献祭。但周灭商后，以杀戮和人祭为特色的华夏旧文明戛然而止，取代它的是周公营造的新华夏文明。周公消灭了旧华夏文明及其相关记忆，打破了族群血缘壁垒，让尘世生活远离宗教和鬼神世界，不再把人类族群的差异看作神创的贵贱之别。这是华夏文明最彻底的一次自我否定与重生。在3000年前的古人类文明中，只有华夏独自走出了神权的掌控，成为一个“异类”。这是一种过于早熟的世俗文明，一直持续到今日。

——摘编自李硕《翦商》

材料二   许多海外汉学家在论及中国宋代时，似乎特别喜欢使用“革命”之说，比如英国汉学家伊懋可认为唐宋之际发生了一场“经济革命”，包括农业革命、水运革命、货币和信贷革命、市场结构与都市化的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日本学者斯波义信也提出“宋代经济革命”说，并列举了宋代的农业革命、交通革命、商业革命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变迁。《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也说：“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美国学者郝若贝则认为宋代中国出现了“煤铁革命”。仿佛不用“革命”一词，不足以强调宋代文明与之前时代的深刻差异。自从日本的历史学家内藤湖南在19世纪末率先提出“唐宋变革论”以来，宋代的近代化色彩一直是海外汉学家讲述宋朝历史的最重要母题。

——摘编自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辰》

材料一   除了军事与经济资源的互为挹注，这些封君与周王室之间，也依仗宗族纽带，用祖先崇拜的繁缛礼仪，以朝贡、觐见、馈赠、通婚、封赏……不断加强亲戚之间的关系……亲缘网络的伦理要求，是敦睦亲戚的孝道。于是，周人统治的机制，取得了道德的意义。

——许掉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二   （中国政制）达臻“文明”一途，实应归功于西周的创制。……西周政治里显然有浓厚的贵族色彩，而“共主”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与秦以后一统的君主“独制”格局泾渭分明。因此古贤多称周秦之间为“天下一大变局”。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