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便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召开联席会议，商讨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问题。1923年，中共三大最终确立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1924年，以邹鲁等人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公开反对国共合作，对此，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坚决予以驳斥和回击。在黄埔军校里，周恩来、叶剑英曾分别担任政治部主任、教授部副主任，聂荣臻、萧楚女等人先后在军校任教，他们不断宣传革命思想，培养了一大批军事素质强、政治觉悟高的学员。国民革命中，工农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如火如荼：从1926年10月到1927年4月，仅武汉地区的工人罢工斗争就达三百多次，数十万人参加。上海工人连续发动三次武装起义，并最终在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取得了胜利。1926年11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份掀起农运浪潮。

——摘编自赵建栩《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大革命中的作用》

材料二 还在1927年7月初，即汪精卫领导的武汉政府还没有对共产党人下逐客令的时候，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共中央，都已清楚看到国共关系全面破裂的前景了，大家基本上一致认为破裂后的形势对共产党人不利。蔡和森、毛泽东等人明确认为只有“上山”一途，即依傍山地避开国民党各路大军的围攻，伺机发展壮大。然而.随着陈独秀辞去总书记职务，共产国际指派不满30岁的格鲁吉亚人罗明纳兹前来担任新的国际代表，苏共中央出钱欢迎宋庆龄、邓演达等前往莫斯科商谈另立革命的国民党问题，武汉政府麾下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声言：“第二方面军无论如何决不反对共产党，不与共产党分家。”共产党人对形势的估计又明显地变得乐观起来了。

——摘编自杨奎松著《中国近代通史·第八卷》

材料一19世纪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分裂危机，在社会、政治不同层面上均出现国民分裂为相互对峙的“两个法国”的现象。第三共和国政府致力于改革国民教育，希望将学校建设成为法兰西民族统一的熔炉，相继出台世俗化教育、统一学校教育、修订教学大纲等教育改革举措，践行从“一个祖国”“一个共和国”到“一个民族”逐层递进的教育理念，将爱国主义和共和主义思想教育融入民族统一思想教育之中，推动民族整合与国家整合同步进行，从而为现代法兰西民族共同体和民族国家的构建与巩固奠定了历史文化和社会政治基础。

——摘编自曾晓阳《论19世纪末法国促进民族统一的教育举措》

材料二1927年后，中国革命势力进入赣南后发现，民众对宗族的认同度很高，对阶级、阶级斗争概念的认识程度则很低，这不利于动员民众加入“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中。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为了在民众中建立起对革命的认同，苏维埃政府先是掌握学校的监管权，然后选择、组织契合革命所需的教育内容。去除民众宗族观念、在民众中建构起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革命意识形态是苏维埃教育的理想。但革命教育的理想遭遇了国共战争环境一系列现实因素的制约，在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革命教育尽管产生了一定的成效，但未能真正内化为民众的认同。正因为如此，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土改运动中，通过划分阶级来建构新政权的意识形态仍然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摘编自李国强《中央苏区教育史》等

材料一在大革命失败后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三大起义中，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主要战斗、攻击目标都在城市。广州起义的奋斗目标也是在广州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城市政权。“八一功在第一枪”（周恩来语），但南昌起义打出的是左派国民党的旗帜，沿用的是国民革命军的番号。而秋收起义具有三大亮点：一是打出了一面党旗；二是闯出了一条新路；三是走出了一个伟人。

——摘编自余伯流《秋收起义的三大亮点与毛泽东的卓越贡献》

材料二当时的中共中央认为，在革命新高潮中，农民战争是一个“主要的支流”，“最主要的革命高潮之象征，还是工人运动的复兴”。因此，在党的工作中，“应当坚决相信，在任何一个重工业中，就是建立数人的支部，也比我们在农村中发展百余同志，割据一个乡村还要宝贵”。

——据《中央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信》（1929年7月9日）等整理

材料三遵义会议特别指出：那种“无把握的及在当时无必要的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使红军和革命战争受到严重损失。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虽然党中央部署了向晋、陕、甘、绥、宁五省大发展的工作，但这已不再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几省首先胜利。中共中央认为那种主张必须占取了中心城市和省城才是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观点是“不合事实”的。

——据《毛泽东军事文选》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