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推荐2】材料一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二   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侯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

——董仲舒《春秋繁露》

材料三   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四   （董仲舒）把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装进阴阳的框架，加上一个最高的主宰“天”，成为一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论。他所强调的不是从道德伦理意义上探讨人格的完善，而是着重论证君臣父子、夫妻之间“三纲”论之不可移位……但在政治学领域，他的大一统思想却有利于国家的巩固，而且适应于历史发展的潮流。

——张岂之《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特点》

材料一   独尊儒术后，董仲舒以政府要员和正统学者的身份对存在争议的“天谴灾异”理论进行了肯定。在政治方面，“天谴灾异”理论将君主的无道行为对应为天降异象、火山地震、伤败乃至失去政权等层次，使君主注意自己的言行，并根据五行之间的关系来推演政治司法活动，提出自然界的突发变异与政治上的失误有关。历朝历代统治者常常会因灾异而联想到冤狱，并由此产生录囚、热审、大赦等制度，以弥补封建司法体系自身存在的缺陷。

——摘编自李林晓《道家、阴阳家对董仲舒法律思想的影响》

材料二   朱熹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认识到儒家思想对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他编著《四书集注》，用理学思想重新解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使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他关注社会基层民众的日常言行、所作所为，希望从基层着手，改变家族与村落，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他对基层民众做了“理”上的规定，并潜移默化地对他们进行渗透，久而久之，民间便出现了因受到不公平待遇而喊出“伤天害理”“天理何在”的流行语言。朱熹还编著了《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对儿童的衣着、语言、行为等都提出了道德性的行为规范。

——摘编自樊树志《朱熹新儒学：从“伪学”到官学》

材料一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孟子·离娄章句上》

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号为诸侯者，宜谨视所候奉之天子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天子是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二   文艺复兴对于整个中世纪神权……的精神统治，都是一次强力反动。……一些先进的意大利人深刻地感悟到了人的伟大，并由对人的能力的充分肯定发展到对“个人的完美化”，即个人的充分发展的有意识的追求。……这种个人主义伦理观带来的最显著也最为深远的变化便是现代科学的勃兴。……文艺复兴时代理论家同时做起了实干家，思辨与实验、理论与实际开始结合，也正是这种结合后来敲开了科学革命的大门。

——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启蒙时代的哲人……受万有引力定律的影响很大，相信存在着不仅像牛顿所证实的那样控制物质世界、也控制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按照这一设想，他们开始将理性应用于所有领域，以便发现种种有效的自然法则。他们使一切事物——所有的人、所有的制度、所有的传统——受到理性的检验……更重要的是，他们发展起一系列革命的原则，打算通过这些原则实现大规模的社会改革。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一   孔子曰；“克已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论语》

材料二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   朱熹编著《四书集注》，用理学思想重新解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使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他编《小学集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他编《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对儿童的衣着、语言、读书、写字、饮食都作了道德规定。

——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一   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

材料二   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材料三   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

——《春秋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