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机梭声札札，牛驴走纭纭。女汲涧中水，男采山上薪。……有财不行有丁不入军。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

——白居易《朱陈村》

材料二   施复是明朝小说《醒世恒言》里的人物。他们夫妇二人住在苏州盛泽镇上，靠养蚕织绸生活，本是小户人家。由于他们织的丝绸光彩润泽，在市场上卖得很好，赚了许多银子。几年后，他们增买了三四张织机，不到十年，积累了几千两金子，后来他们又买了两所大房子和三四十张织机。雇人织绸。成为机户。

材料三   开放强大的文化活力，蓬勃的贸易经济，突破了宋以前京师关于夜市的禁令……店铺、朝廷办事机构与居民住宅错落相间，朝着大街几乎随处可以开设店铺。……坊市制度的崩溃，商业街取代商业区的市，御街两旁“许市人买卖其间”，这些都是前代都市所未有过的经济生活景观。当时开封以经商为业的有二万多户，其中640家资本雄厚的商户，分别属于160行，囊括米、盐、茶等各类商品贸易。号称“正店”的大酒楼有170家，兼具饮食与商品贸易的多种功能，作为商人验看商品质量、商定商品价格、签订契约的场所。……酒楼、茶坊适应商业大潮，与娱乐场所瓦子，都通宵营业。

——冯天瑜主编《中华文化史》

材料一   桑，《说文》：“桑，蚕所食叶。”在甲骨文中可释为桑的字 从甲骨文中桑字诸形反映出，殷人对桑树的树形已经有了基本的认识。丝，《说文》：“丝，蚕所吐也，从二凡丝之属皆以丝。”……甲骨文中反映出殷人已懂得练丝。甲骨文中有字，象原始织机之形。经过对殷代丝绸实物的研究，殷代确已开始使用简单的提花装置的织机……从甲骨文我们还可以看出，商代可能也有管理丝织业的官吏。

——罗存康《试论商代的蚕丝业》

材料二   汉代是我国古代丝织业发展的重要时期，丝织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件精致丝织品的生产，与缫丝、织机、印染、刺绣四种工艺密切相关。丝织品品种有锦、绣、罗、纱、缦等二十余种，其中最为出名的当属蜀锦……家庭纺织业是汉代普通编户民的一项重要副业，所谓“男耕女绩，天下之大业也”，在小农家庭中已是“女有余布，男有余粟”……小农家庭还有一定量的剩余丝织品流入市场，为家庭创收。

——摘编自吴方浪《丝织品消费与汉代城市经济》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推行盐铁官营，对于食盐的生产，实行“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即由国家统一招募煮盐的户主，盐户负担煮盐费用，官府只提供煮盐的“牢盆”，政府收购和销售煮成的盐。设立“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对地方盐业生产和流通进行指导和监督，完全杜绝私人售卖的可能性。

——摘编自王玉《盐铁官营政策分析》

材料二   明朝，北部军事频繁，军队急需粮饷，政府“召商输粮而与之盐”，“如此则转输之费省，而军储之用充矣”。此后，盐利巨大，私盐贩卖更加猖獗。“清之盐法，大率因明制而损益之”，顺治时对井盐的生产，允许自由开凿，康熙则公开承认百姓自由开凿的盐井为其私产，但盐业生产者所生产的食盐必须卖给清政府特许的商人。

——摘编自史仲文主编《中国全史》等

材料三   建国初期，人民政府接管盐场之后，针对场盐壅积、生产瘫痪的问题，各盐务机关以公盐带头赶运、限期催促商运等方式打开销路。对盐场生产，按“劳资两利”的原则，扶持成本低、产量高、质量好的盐滩、井灶恢复生产，在此基础上实行统购包销，提高收购价格，调动盐商的生产积极性。对资本、人员较多及生产设备较好，生产规模较大的私人资本主义制盐企业，在资方提出公私合营的申请后，经政府批准加入公股；对分散、生产规模较小的盐场，先联营，创造条件，再实行公私合营。“一五”期间，共完成盐业基本建设投资8000万元，投资20个项目。1957年产盐827.6万吨，实现盐税收入63100万元。在这期间，盐化工产品也有较大增长，氯化钾产量5846吨，溴素产量286.6吨。

——摘编自程龙刚《新中国盐业生产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

材料一   唐代扬州是大江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自安史之乱起，北人大批南下，扬州人口急剧增加。手工业的发展为市场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很多外地甚至外国产品也源源而来，遂形成国际性经济都会。由于人口增加和工商业活动的集中，市民及工商业者很多都“侵衢（街）造宅”，结果不仅在扬州沿官河两岸出现了“十里长街市井连”的繁华商业街，夜市也随之兴盛起来。

——摘编自李廷先《唐代扬州的商业》

材料二 明代中后期开始，出于学习经商之道，适应商海竞争的需要，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日用类书，其中有些即属专门性的商业用书。明代程春宇的《士商类要》、李德晋的《客商一览醒迷》，到清中期吴中孚的《商贾便览》，王秉元的《生意世事初阶》《贸易须知》及至清末杨树棠抄本《杂货便览》等等，为数众多的商书，所涉内容十分丰富，不仅有水陆路程、商业条规、物价、商品生产、流通、市场、经营方法等经商必备的基本知识，还包括商业道德、经商行为准则、行为规范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商书大多出于当时人之手，有的还是商人根据商业的实际需要，自己动手而编纂。

——摘编自张海英《明清商书及研究情况介绍》

材料一   明中叶以来，江南经济进入高度成长时期，这一地区的经济中心——苏州，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城市，苏州的繁华带来了奢侈消费的风尚，使它成为当时的时尚之都，邻近的地区纷起仿效，奢侈消费风尚逐渐弥漫于苏松杭嘉湖诸府所属各县各市镇，并通过频繁往返于各地的商人为媒介，很快向各地散播。在奢侈性消费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王公贵族和上层士绅。他们集特权和财富于一身，成为晚明奢侈商业的最大受益者，并在权力的庇护下，抢占商机，与此同时，商人通过与士大夫相结交攀附，逐渐跻身士绅之列。这一潮流催生出晚明乃至整个帝制晚期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那就是绅商，这个阶层将权力与财富相结合，成为明清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现象。士大夫热衷于奢侈商业活动，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可谓利弊兼有，而绅商形成的另一途径，即由商入仕，则可帮助我们解读何以中国商人难以形成自己独立的阶级意识。

——摘编自樊树志《晚明大变局》等

材料二   18世纪以来，英国消费领域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预示着现代社会给人类所带来的物质进步和精神愉悦。各种奢侈品如茶、咖啡饮品、食糖、郁金香、衣帽、珠宝、银质盘碟、精致家具以及其他新潮商品充斥着人们的衣食住行等领域。一种感官和精神上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也被前所未有的刺激起来，弥漫着整个英国社会。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奢侈的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不断由贵族阶层下移到富有的中产阶级及社会下层。由于奢侈品多是与人们追求优雅、精致以及愉悦生活方式分不开的，所以奢侈消费追求直接刺激了奢侈行业的发展。18世纪英国奢侈品制造业有丝绸行业、陶瓷工业，甚至到制鞋业、帽子业以及马车制造业等。18世纪英国最有名的两个金属制品中心是伯明翰和谢菲尔德，伯明翰以五金制品和小玩意闻名欧洲，谢菲尔德以刀叉制品闻名，其中伯明翰制造的各种工业品在欧洲和美洲市场深深烙上了“英国制造”的特性。

——摘编自曹瑞臣《论海外奢侈品消费对近代英国社会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