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春秋战国时期，与个体农民的成长相并行，许多手工业奴求也成为独立的手工业者。

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换活动“以粟易械器，以其械器易粟”的比以前更多。当时各国统治者所居住的都城，以及位于交通枢纽的货物集散之处，都形成了繁荣程度不等的城市。在城市里，商品交换有固定的场所，叫“市”。市的四周有“市门”，设官管理。交易时间主要在上午，过午则渐散，至夕而罢。中国历史悠久的名产丝织品，在春秋战国时已先后见于波斯、希腊和印度的市场上。这是经西北民族（如匈奴）之手辗转贩运出去的。

——摘编自任继愈主编《中国古代商业》

材料二：两宋时期，在城市和交通枢纽地段，不论是通都大邑，还是集市小镇，多是商贩云集。如北宋开封城内不仅有繁华的商业街区，而且有专业交易场所，“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署，白昼通夜”经营。据统计，北宋时，东南亚、南亚等地区与我国发生贸易的国家已有50多个。南宋时，与这些国家的商业交往更频繁。据陈正祥在《中国文化地理》一书中指出，从宋代的城市分布图看，南方的城市数量和城市规模都很明显地超过了北方。

——摘编自章开沅主编《中国经济史》

材料一 上（宋高宗）谕大臣……又曰：“广南市舶（市舶司，为掌管海外贸易征税、管理外商及收购舶来物货的官署），利（科税、利润》入甚厚，提举官（管理市舶事务的官员）宜得人（用人得当）而久任。庶（期望）蕃商肯来，动得百十万缗，皆宽民力（减轻人民的财力负担）也。”

——宋代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材料二 （1）不许夷人在广州过冬。

（2）老人在广州只能住在行商各馆，如行馆房屋不数，由行商租赁房屋并拔人看守。毋许汉奸出入夷馆。毋令番厮人等出外闲行，如夷商有事必须出行，须由通事行商随行约束。

（3）禁止内地民人借领外夷资本。

（4）禁止夷人雇请内地之人为其传递信息，不许与行商以外的中国商人直接接触。

（5）派兵于洋船收泊进口处加强稽查，候其出口后方能撤回。

——摘自清《民夷文易章程）

材料一 明清农业较之前代的发展相比，在农作物品种的增加、多种经营方式的推广方面，则有比较突出的成就。自明朝中期起，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自海外传入中国，它们不仅单位亩产量大，而且适应性强，不与五谷争地。明清时期，棉、麻、桑、茶、甘蔗、蔬菜、果木等的种植日益广泛，产品大量流入市场。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第二版）》

材料二 明清时期，在工商业发达地区和交通要冲，兴起了一大批以经济功能为主的中小工商业市镇，尤以江南地区为盛。这些市镇商业繁荣，人口密集，有的多达数万人。

——摘编自范文澜《中国通史》

材料三 （明朝中后期）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飧计。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 xiao)，两者相资为生久矣！

——摘编自蒋以化《西台漫记》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民间海外贸易兴起，中国海商的足迹几乎遍布东南亚各国。他们用瓷器、丝织品换取南洋的香料、药材和珠宝。欧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来后，则用白银换取中国的生丝和瓷器。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开放海禁，在漳州府的月港设督饷馆，私人海上贸易取得某种程度的合法地位。在明朝的海外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出超地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不得不用大量白银来支付贸易逆差。海外白银的流入，增加了国内白银的总量，扩大了白银的流通范围。货币开始以白银为主。

——以上材料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一   明代与西北少数民族实行茶马互市制度。朱元璋洪武（1368～1398年）年间实行了金牌制度，使中央政府有效地控制了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在当时，金牌具有法律作用，任何个人是不允许染指茶马贸易的，民间贸易在严厉取缔之列：“私茶出境，与关隘不讥者，并论死”。明初的这种规定得到了严格执行，对舞弊走私者严惩不贷，即使对王公贵族也不例外。……巡茶御史刘良卿说：陕西地区设立三茶马司以收茶易马，“虽以供边军征战之用，实以系番夷归向之心”。

材料二   弘治三年明廷接受御史李鸾的建议，允许西宁、河州和临洮三茶马司招集商人运茶，只是规定每位商人运茶不得超过3000斤，而官府收缴其中的40％的实物，剩余部分则允许商人自由出售。这实际上是中央政府承认了民间民族贸易的合法性，茶马互市中的“民市”也就名正言顺地有了一席之地，对于政府来说也是有坐收其利之功效。明朝中叶以后，日益兴盛的民间茶马贸易，成为各族贸易往来的主流。

——以上材料均摘自《政府专卖制度及其漕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