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代与西北少数民族实行茶马互市制度。朱元璋洪武(1368~1398年)年间实行了金牌制度,使中央政府有效地控制了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在当时,金牌具有法律作用,任何个人是不允许染指茶马贸易的,民间贸易在严厉取缔之列:“私茶出境,与关隘不讥者,并论死”。明初的这种规定得到了严格执行,对舞弊走私者严惩不贷,即使对王公贵族也不例外。……巡茶御史刘良卿说:陕西地区设立三茶马司以收茶易马,“虽以供边军征战之用,实以系番夷归向之心”。
材料二 弘治三年明廷接受御史李鸾的建议,允许西宁、河州和临洮三茶马司招集商人运茶,只是规定每位商人运茶不得超过3000斤,而官府收缴其中的40%的实物,剩余部分则允许商人自由出售。这实际上是中央政府承认了民间民族贸易的合法性,茶马互市中的“民市”也就名正言顺地有了一席之地,对于政府来说也是有坐收其利之功效。明朝中叶以后,日益兴盛的民间茶马贸易,成为各族贸易往来的主流。
——以上材料均摘自《政府专卖制度及其漕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初期“茶马互市”政策的目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朝中期以后“茶马互市”政策的变化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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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盐商肆虐,俨然如专制时代之帝王,于其权力所支配下之岸区,可以自设巡兵,检查行人”。一些盐商“泥浆沙粒,米汤苦滷,任意掺杂”。各省军阀截留盐税、违法滥加附税、巧立名目的现象普遍。“海内志士,大声疾呼,提倡改革”。国民政府“财政上实无法弥补,只有整顿盐税”。1931年,国民政府颁布新《盐法》,被称为“民国史上的大事件”。
材料二:中国政府干预经济、管理市场自古有之,主要表现在政府对市场的管理及对贸易的参与方面。……通过历史上政府干预经济问题的考察分析可得出结论,政府要“适度”干预经济。
——丁长清《中国历史上政府干预市场问题的考察》
请回答:
(1)依据材料一,概括国民政府颁布新《盐法》的原因。
(2)材料二的结论是政府要“适度”干预经济,但是,政府过度的干预不利于经济发展例子很多,请举例说明政府过度干预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例子(至少二个例子)。
【推荐2】材料 忽必烈采用兼容并包的一体化经济政策,建立统一的公共财政体系,以恢复经济实力,其中最重要的政策便是“币同制”。忽必烈认为,若出产铜铁的地区都有权进行采矿铸铜、铁钱,可能造成割据,所以应当禁用金银,发行国家掌控的纸币。元朝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将纸币确定为主要的流通货币,辅以少量银元宝、铜钱、铁钱等,非常接近现代货币制度。政府颁布了《银钞相权法》《整治钞法条画》《至元宝钞通行条画》等多部法律,详细地规定了纸币的制作、发行、流通以及伪造的处理办法,要求将金银都集中于国库,禁止民间买卖。
——摘自唐犀《元代二元民族法律观念初探》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元朝货币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元朝改革货币制度的意义。
材料一 自秦至西汉之初,战国商业自由发展的势头在武帝时期止步。帝国政府出于财政的考量,以行政手段介入商业。如果说还有什么动机,就是桑弘羊所担心的“罢盐铁以资豪强”“私门成党”。帝国政府以国家身份介入商业流通,官方经营盐铁(官产、官收、官运、官销)的方式,不论是在两汉,还是在而后历代王朝都时断时续。
——摘编自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 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巨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
——《汉书·贡禹传》
(1)根据材料一,指出汉朝政府“以行政手段介入商业”的方式,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目的。
(2)材料二反映了汉代官营手工业的特点是什么?
材料一 长安城位于八百里秦川中央,沃野千里,山环水抱,古代文献上把长安的地理条件概括为:“因奉之故,资甚关,膏腴之地”,“阻山带河,四塞以为国”。自周秦以来,关中农业生产发达,农耕文化发展迅速,是秦在关中平原中部开拓耕地和兴修水利的结果。西汉王朝定都长安,总计227年。这些为长安城成为当时最大的消费性城市创造了条件。
一摘编自王翠萍《西汉长安城的布局特色》
材料二 原本中国古代的城市以城为主,纯粹体现工商贸易功能的市镇,要到唐宋之际才出现,而明朝中后期是一个高峰。尤其是江南苏、松、杭、嘉、湖地区的许多著名市镇,都是在那时形成的。这些市镇中的居民,已经从农业人口中分离出来,大多从事纺织业。工商集贸性质市镇兴起,使得农业人口与手工业和商业人口的比例发生了变化……城市和商业进一步繁荣,具有明显经济职能的城市在增加。到清朝前期,广东佛山镇在内的“天下四大镇”在专业性市镇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新兴的城市。
——摘编自刘克、朱汉国《历史学习精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西汉长安城成为“最大的消费性城市”的条件。
(2)据材料二指出明清时期城市发展新变化。简要分析新变化对文化领域的影响。
材料一 在明代,特别是中叶以后……大小商人的数目迅速增长,江南、东南沿海和运河沿岸地区尤为商贾聚集之处。市场上的商品种类为数繁多,几乎任何东西都可能出现在市场之上。不过,从远途贩运的角度来看,除属于国家专控商品的盐和茶之外,流通量和交易额最大的商品,是粮食、棉花、棉布、丝和丝织品。
——朱绍侯、龚留柱《中国古代史教程》(下)
材料二 市场是一种古老的制度。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市场不但在或大或小的范围里存在,而且常常扮演着重要作用。然而,有将近四十年的时间,市场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逐渐退出乃至消失,以至于整整一、两代中国人对于市场完全感到陌生。
——梁治平《市场·国家·公共领域》
材料三 邓小平模式是如何从历史上演变过来的?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路径障碍,试错反弹”。更具体地说,极“左”思潮体现的路径,使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陷入到了绝境,形成“路径障碍”,而摆脱这一困境的办法,并不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执政精英预先根据某一种现成的蓝图施工,而是在实践与试错中,不断针对面临的具体矛盾、困难与问题进行政策调整……
——摘自肖功秦《中国百年现代化的六次政治选择》
材料四 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经济。
——1990年《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
材料五 随着家庭承包经营的推动,大批劳动力从土地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剩余的劳动力怎么办?从1986年开始,农村改革主要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为主要内容,这一时期畜牧业、私营业、渔业发展迅速,以集体经营为主兼有个体、私营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8805万人,产值4764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
——李正华《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对中国农村改革的重大意义》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代市场发展状况。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四十年的时间,市场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逐渐退出乃至消失”的主要原因。
(3)结合材料三、四及所学知识分析,为摆脱“路径障碍”,新时期以来我国经济体制进行了怎样的调整?
(4)依据材料五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乡镇企业的意义。
【推荐3】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与当时的经济政策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密切相关。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
——《管子·八观》
(1)据材料一概括管仲的主张。简要分析这种主张形成的原因。
材料二(洪武)十四年,令农衣绸、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
——张廷玉等《明史•舆服志》
(2)据材料二指出明朝推行的经济政策。其根本目的是什么?
材料三清朝时期,广东怡和行商(广州十三行行商之一)伍秉鉴拥有资本达2600万两白银,约为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如今欧美各国也没有哪一位大资本家能够拥有如此比例的巨额财产。
——韩德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3)材料三反映清朝经济领域出现了什么现象?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
材料四在史籍中并不乏有关从商致富的记载,但几乎毫无例外,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商人总是倾向于把累积得来的财富或过剩的资本投资于购买土地,或供应下一代有闲沉浸于传统典籍,参与科举,以便进入官僚行列。即使有人终生以商贾为业,仍会要求其下一代尽可能转向科举。因此,我们可以说,引发人们营商致富的动机中,实已包含了否定或摧毁商业企业发展的因素。
——史仲文胡晓琳《中国全史•商贾史》
(4)据材料四及所学知识,指出“否定或摧毁商业企业发展的因素”,并说明其影响。
材料一 隋唐时期,政治上的统一和大运河的开通,密切了南、北方的经济往来。扬州等城市成为闻名中外的大都会。西域以及阿拉伯、波斯商人来往经商频繁,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都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
材料二 唐朝王建有诗曰:“夜雨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唐代李绅有诗曰:“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
材料三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出现了一些城市,如棉纺业发达的松江、陶瓷业发达的景德镇、冶铁业发达的佛山、长江的商品转运码头汉口等地……丝织巨镇盛泽镇本是青草滩上的一个荒村,“明初居民止五六十家,嘉靖间倍之。以绫绸为业,始称为市”。因“丝绸之利日扩”,到乾隆时,“居民百倍于昔,绫绸之聚亦且十倍……盖其繁阜喧盛,实为邑中诸镇之第一”。“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已。”
——互联网
材料四 中国的城市与商业一贯发达,但中国的商业与城市一向都是在体制内发展的,受社会主流体制的节制与约束。商人与社会上其他成员同流,并不具备超主流体制的特殊份。……而且,历朝历代都有非常强大的官办商业,这几乎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传统。中国的城市主要不是起商业功能,而是起政治功能,是中央政府统治全国的政治中心。
——钱乘旦《前资本主义世界发展:东方普遍性与西方特殊性》
请回答:
(1)依据材料一、二,概括指出扬州繁华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朝中后期扬州繁荣的原因。
(2)依据材料三和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明清时期城市经济发展的新特点。
(3)据材料四,概括阻碍中国古代城市商业发展的因素。
材料一 (文帝)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
——《汉书·文帝纪》
材料二 舍本逐末,贤者所非。日富岁贫,饥寒之渐,故商贾之事,阙(缺)而不录。
——贾思勰《齐民要术·序》
材料三 《牛郎织女》“夏绣邮票”一套四枚,分别为“盗衣结缘”“男耕女织”“担子追妻”“鹊桥相会”。据魏国李悝《尽地力之教》载:“治田勤谨,则亩益(增产)三斗。不勤,则损(减产)亦如之。”又据《孟子·梁惠王上》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尽地力之教”、“多粪肥田”、“地力常新壮”“时至而作,竭时而止”
材料四 限制通商口岸……限制外商的居住活动……限制出口货物的种类和数量
——《中外历史知识述要》
(1)材料一中的“本”指的是什么?“末”指的是什么?材料一、二共同反映了中国古代对“本”“末”持何态度?其目的是什么?
(2)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主要特点。
(3)材料四是清朝哪一政策的基本内容?简析清朝能实行这一政策的根本原因和造成的消极影响。
材料一 明代与西北少数民族实行茶马互市制度。朱元璋洪武(1368~1398年)年间实行了金牌制度,使中央政府有效地控制了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在当时,金牌具有法律作用,任何个人是不允许染指茶马贸易的,民间贸易在严厉取缔之列:“私茶出境,与关隘不讥者,并论死”。明初的这种规定得到了严格执行,对舞弊走私者严惩不贷,即使对王公贵族也不例外。……巡茶御史刘良卿说:陕西地区设立三茶马司以收茶易马,“虽以供边军征战之用,实以系番夷归向之心”。
材料二 弘治三年明廷接受御史李鸾的建议,允许西宁、河州和临洮三茶马司招集商人运茶,只是规定每位商人运茶不得超过3000斤,而官府收缴其中的40%的实物,剩余部分则允许商人自由出售。这实际上是中央政府承认了民间民族贸易的合法性,茶马互市中的“民市”也就名正言顺地有了一席之地,对于政府来说也是有坐收其利之功效。明朝中叶以后,日益兴盛的民间茶马贸易,成为各族贸易往来的主流。
——以上材料均摘自《政府专卖制度及其漕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初期“茶马互市”政策的目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朝中期以后“茶马互市”政策的变化及原因。
材料 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有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伦)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王安石)。泰西乡原之史家,其论克林(伦)威尔也,日乱臣、日贼子、日奸险、日凶残、曰迷信、日发狂、日专制者、日伪善者,万喙同声,牢不可破者殆百年,顾及令而是非大白矣。英国国会选择画像数百通,其裒然首座者,则克林(伦)威尔也。而我国民之于荆公则何如?吠影吠声以丑诋之,举无异于元祜(1086-1094年)绍兴(1131-1162年)之时。其有誉之者,不过赏其文辞;稍进者,亦不过嘉其勇于任事,而于其事业之宏远而伟大,莫或见及,而其高尚之人格,则益如良璞之霾于深矿,永劫莫发其光晶也。呜呼!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
——据梁启超.王安石传》(1908年)
(1)根据材料,指出梁启超出于何种动因撰写《王安石传》,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产生这一动因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推断,梁启超著《王安石传>的重点是什么?其史料运用有何特点?
材料二 小威廉·皮特,英国首相(任期1784—1801,1804—1806),托利党党魁,首任相时年24岁。美国革命带来的沉重财政负担加上自身财政混乱和浪费,政府信誉极低,内阁不受信任。小皮特迎着困难,进行大刀阔斧的财政税制改革。在税收领域,他有两大贡献:一是系统调整了陈旧的关税壁垒;一是引进了所得税的概念并加以实施。小皮特是坚信亚当·斯密理论的第一位英国政治家,他认为高筑的关税壁垒不利于经济发展,于是他摒弃陈旧复杂的关税,代之以单一征税制,即对一种商品只征收一种税。关税混乱现象得到了整治,走私活动大大减少,国家岁入明显增加。在降低关税的同时,小皮特也广辟财源,增设了一些必要的新税。1792年他宣称征收到100万英镑的新税税款,使该年的总税额比1783年增加了47%。由于18世纪后半叶经济的快速增长,贫富分化日趋严重,有针对性地收取累进的所得税显然十分必要。1798-1799年间,小皮特成功实施了所得税。今天,累进所得税已成为发达国家最主要的税种。
——《税制改革的两位名相——兼论中英传统税收文化差异》
(1)结合所学,将材料一提到的王安石变法中的“转移支付来涵养税源”,“节省财政开支”,“公平税负、普遍纳税”的对应措施各举一例。
(2)依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分析中英两国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与改革成败的关系。
(3)结合所学,从国家政治体制的角度分析小威廉·皮特易获得成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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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黄老思想基于“安民”“惠民”的立场,对法家的“重刑轻罪”主张并不首肯。在这种思想作用下,汉初统治者坚持除秦苛法。汉文帝在诏书中清晰标明,“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怜之”。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十二月,除“收孥连坐法”。明令宣布:“废除一人犯罪,家人收为奴婢及各种株连的法律。”这是对旧传统的否定。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9年)五月,废除肉刑,用“笞”刑(用竹板打的惩罚)来替代肉刑中的“劓”刑(砍掉鼻子)和“斩左止”(砍掉左脚),用“弃市”(死刑的一种)来替代肉刑中的“斩右止”(砍掉右脚)。汉文帝废除肉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中国的刑罚制度远远走在同时代的其他国家之前。史学家钱时评价说:“至于文帝,乃始以朴俭先天下,务农重谷,省刑罚,薄税敛,而遂措斯世于休养生息之地。三代而下未之有也。”班固对汉文帝废弃肉刑的评价是“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也即是“获得了减轻惩罚的名声,实际上是在杀人”。在此以后,许多朝代的大臣都有过恢复肉刑的提议,可是都由于各种因素没有施行。
——摘编自范本腾《汉文帝的刑罚改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汉文帝刑罚制度改革的原因及实质。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汉文帝的刑罚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