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和约定议以后……为清除积弊，实现自强。光绪皇帝在保和殿进行策试时，追问天下贡士：“若《淮南子·兵略训》、杜牧《战论》、苏轼《训兵旅策》，见诸施行，果能确有成效否？……国用必有会计，禹巡狩会诸侯之计，其说何征？”

——摘编自《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六六

材料二：曾任驻英等四国公使参赞的宋育仁，倡言向西方学习，同时又认为：“更律法、厘官制、兴学校、行议院，乃实用策略……外域之治果胜于先王之法，即师外域无伤也，先王之法而包举乎外域，数典而忘祖，则何为哉？

——摘编自《宋育仁为<陈炽集>作序·陈炽集》

材料三：维新派相信“变者，天道也，天下之公理也”。樊锥在《湘报》上发表《开诚篇》，提倡：“洗旧习，从公道，则一切繁礼细故、猥尊鄙贵、文武名场、恶例劣范、诠选档册、谬条乱章、大政鸿法、普宪均律、四政学校、风情土俗，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是效。”

——摘编自《湘报类纂》甲集上卷

材料一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败绩，证明了自强运动有不足之处。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意识到这场运动的局限性，认为必须扩大现代化的纲领，把政治改革也包括进去。自信的思想家康有为和他著名的弟子梁启超，鼓动皇帝遵循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方式，实行维新变法。然而，即使在后期阶段，维新分子也并不倡导完全西化，而只是鼓吹建立一种融中西诸因素于一体的混合政体。……康有为改革方案的结果，是1898年的“百日维新”，但却突然地以失败而告终。

——[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

材料二   康梁之徒，欲以最短期内铲除千余年之积弊，俾中国欲为强国。……不知环境之阻力，偏于理想，多招忌妒，终则一无所成，其人固无经验之书生也。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