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是一个历史转型期。……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以自己的认识与实践表达了自己的选择。
材料一 盖数十年前，方日本之始维新也，中国前清政府亦尝言维新矣。而收效迥异者，则以日本能窥知西洋富强之由来，竭全力以整兴工业。中国但知西洋有坚甲利兵而竭全力以练兵，舍本求末，故至今犹陷于困境。……合古今之政书，证中外之学说，未有不致力于工而能国者也。
——《张謇全集》
材料二 二十世纪初叶以后的文明，……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今俄人因革命之风云，……将统制一切之权力，全收于民众之手。世界中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
——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材料三 1919年10月18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演讲，“吾人欲救民国，所可采者唯有两途：其一，则为维持现状，即恢复合法国会，以维持真正永久之和平也；其二，则重新开始革命事业，以求根本之改革也。”
——孙中山《救国之急务》
问题：
（1）依据材料，概括上述历史人物表达了自己怎样的“选择”？
（2）为什么说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是历史转型期，请简要加以说明。
（3）综合上述材料及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以上“选择”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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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清朝乾隆皇帝致英王信：“咨尔国王（指英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天朝抚有四海……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
——摘自《清实录》
材料二 随着西学东渐，近代中国人逐渐认识到与外国交往的重要。在一系列战败之后，中国读书人逐渐被战胜者改变了思想方式，接受了以强弱分文野的新观念。这类因对抗性互动而产生的概念转移，急剧而彻底……对西方的认知，也从“夷务”到“洋务”再到“时务”，由贬义的“夷”到平等的“西”再到尊崇的“泰西”。说是天翻地覆的转变，也不为过。
——罗志田《走向世界的近代中国》
材料三 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但是现在人的思想，都不是这样，他们总觉得做工的人最无用，最下贱；反是那不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世界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二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我们中国的劳动运动，还没有萌芽，第一步觉悟还没有，怎说得到第二步呢？不过我望我们国里底做工的人．一方面要晓得做工的人觉悟确有第二步境界，就是眼前办不到．也不妨作此想；一方面要晓得劳动运动才萌芽的时候，不要以为第一步不满意，便不去运动。
——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1920年5月1日）
材料四 “共产主义之为物，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我们不宜人云亦云，误认中国尚须守着那机械式的变化，尽量接收那流毒西方未已的资本主义。赶机会，图改良，在欧美已暴露了他的无能，我们也不必来走这条死路。”
——周恩来《共产主义与中国》（1922年8月）
材料五 过去60年，中国对于世界的看法，……是沿着一条螺旋轨迹不断向前迈进，由相对简单逐渐走向相对成熟。具体而言，中国的“世界观”的发展与变化可以清晰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50～60年代，……对外部世界保持高度警戒；第二个阶段是70～80年代，……加快走向对外开放；第三个阶段是世纪之交的前后10年，……形成“和谐世界”的理念。
——江涌《从对立到统一：中国世界观60年剧变》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二，说明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根据材料三，指出陈独秀思想产生的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种变化的原因。
（3）根据材料四，说明20世纪 20年代初先进中国人的“世界观”发生了怎样的转变？这种转变给中国历史进程带来怎样的影响？
（4）根据材料五和所学知识，概括第三阶段中国政府在“和谐世界”理念指导下采取了哪些措施？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辉煌时代。这个时代中国形成了自具特色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出现的原因有几点：首先，秩序的变化使得过去天经地义、不言而喻的“知识”和“思想”不再拥有不言自明的权威性，重新建立思想与知识对于世界的有效解释，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其次，王室的衰微使过去独占的文化、思想与知识流入诸侯的领地，而诸侯国的长期稳定和富庶则逐渐生养了一批新的文化人，这些文化人在王朝格局中地位的上下移动，使他们的思想和知识处在变化之中；再次，“知识一一思想”体系在不同职业的文化人中，有不同的侧重点，王官失守之后，文化人的分化则使“知识一一思想”也在分化之中，并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流派。
——摘编自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材料二 1840年以来，中国文化迈入从传统走向近现代的转型。原有中华文化体系无法提供现成的救国治国方案，使我们不得不从外来文化中去寻找，从康有为到孙中山，仁人志士从西方文化体系中寻找救国良方，虽多方努力，但均未成功；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同样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后，才使中国最终摆脱百年困境，走向独立富强，中国人之所以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与此同时，实践也证明了中国文化出路一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中国固有文化体系二者结合，并不断吸纳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以使中华文化体系能与时俱进，永存活力。这在另一方面，也恰恰说明了中华文化体系有吸收、融合并消化异质文化中合理成分的机制，是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的体现，也是我们树立文化自信的根本。
——摘编自曾加荣《中国传统文化概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形成自具特色思想体系的条件。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文化在近代发生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西周的制度发展程度过低，无法更多的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需求。他们力求改变现状。试图获得更多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呼唤建立新的社会，从而推动了百家争鸣的产生与发展。
——据李静、萧红恩《百家争鸣与文艺复兴的历史比较》
材料二 文艺复兴主要是一场文化运动。文艺复兴的意义有两个：一是复生，一是新生，这两个意义是都不错的。因为从另一方面来看，文艺复兴是希腊罗马的古文艺和人生观的复活，是一种复生运动；从他方面看来，文艺复兴却是欧洲近古文化的先锋，是一种文化的新诞生。……她将欧洲从中世纪引向了近代世界。
——陈衡哲《西洋史》
材料三 “五四”前后搬入中国的种种社会主义学理虽一度汇成涌流之潮，极其明显地影响过那个时候的社会思想和学术思想，但在短短几年之后就波平浪静，了无痕迹了。只有马克思主义在风雨之中扎根于中国社会，掀开了新陈代谢的另一页。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1）据材料一、二，指出古代中国的百家争鸣和近代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承担的相同历史使命。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文艺复兴在把“欧洲从中世纪引向……近代世界”的过程中所作出的历史贡献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马克思主义在进入中国的各种文化思想中能脱颖而出，“扎根于中国社会”的主要原因。
材料 1907-1918年，李大钊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逐渐形成。李大钊在《警告全国父老书》《国民之薪胆》中号召全国同胞共同抵抗，并将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技露中日交涉并签訂《ニ十一条》的具体内容。在《新中华民族主义》《大亚细亚主义》中提到日本建立大亚细亚主义首先要承认中华民族为亚洲大局的柱石，进而指出，中国的亚细亚精神首先要认清亚细亚的责任和地位，倡导建立与西方文明对立的东方文明。在对国内各民族关系的认识上，李大钊继承辛亥革命以来关于“五族共和”的思想，认为只要隶属于中华民国国籍的都成为新的中华民族，各民族间关系平等，并“以汉人之文化，开发其他之民族，而后同立于民主宪法之下，自由以展其特能”。
——摘编自胡晓阳《李大钊民族主义思想的转变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1）根据材料，概括李大钊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李大钊民族主义思想形成的背景。
材料一 只知道他是“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英雄，后来才知道他是把毕生精力奉献给青年教育的好老师。
——巴金《怀念匡互生先生》（注：巴金不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
材料二 匡互生把曹宅窗户打开，我在下面托了他一把，他就从小窗口爬进曹宅……放火烧了赵家楼。
——周予同《火烧赵家楼》
材料三 匡见曹家朱门紧闭，警卫守门，便攀上大门旁的小窗，击碎玻璃，掰开铁栏，挤进院内。匡在曹院内寻找曹汝霖，未见人影，即从卧室取出被褥等物，举火焚烧，火焰冲天而起。
——熊梦飞《忆亡友匡互生》
材料四 当走到曹宅前面的时候，那些预备牺牲的几个热烈同学，却趁着大家狂呼着的时候，早已猛力跳上围墙上的窗洞，把铁窗冲毁，进入曹汝霖的住宅里去……因为他们到处搜不出那确实被大家证明在内开会未曾逃出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只得烧了他们借以从容商量作恶的巢穴，以泄一时的愤怒。
——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
请回答：
（1）综合上述材料，你认为“火烧赵家楼”事件中，放火的是匡互生吗？从史料可信度的角度说明理由。
（2）1919年梁漱溟指出，对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学生第一要提起公诉，第二要当庭特赦。请分析此观点的合理性。
材料一：中国古代史学家总是将天与人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体现出整体的思维特征，如《史记》中关于天象、自然及其对人事影响的记述等均属于此类。中国古代史学研究，普遍注重历史的贯通意识，肯定历史的变易过程是一种盛衰之变，如《汉书》中的本纪、列传、志、表四种体例都具有贯通意识，其记述内容都是贯通古今的。典制体史书如杜佑的《通典》等，还植根于高度的社会历史和民族国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通过书写历史的兴亡成败，体现经世致用的史学价值特点。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史学家们不仅致力于追求史实之真，还将儒家圣人的是非作为史学道义的标准，如《左传》记事详尽，书法不计，《汉书》以“旁贯《五经》”为提述原则。
——摘编自汪高鑫《中国古代史学的思维特征》
材料二：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1928年中共六大将中国社会性质确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解决了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困扰，但也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大规模展开。中国社会史论战则由现实诉求引申到历史问题，争论的实质是中国历史发展阶段与马克思主义所总结的人类历史发展基本规律是否一致。论战在1937年基本结束，经过论战，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得到广泛认同。在此次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被广泛地应用于对中国现实和历史问题的研究中。
——摘编自李娟《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来龙去脉》
材料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史学出现了最深刻的变化，全国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大力宣传唯物史观，1949年10月创刊的《学习》杂志就是推动这个学习的重要刊物。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我国大量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著作以指导史学研究，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金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以及其他有关的选集和单行本。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史学理论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何北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对“什么是史学理论”作了明确说明，他们指出“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和对历史学的理解都有其理论的方面，前者是历史理论，后者为史学理论”。
——摘编自瞿林东《新中国史学五十年的理论设计》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史学的思维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指出新中国史学“出现了见深刻的变化”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