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宋政府鼓励海商招徕蕃商来华贸易，“蕃（指外国）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听从便”，对在海外招商做出大贡献的海商，宋政府还会赐予官职。当时整个大宋国的海岸线，北至胶州湾，中经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南至广州湾，再到琼州海峡，都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

——摘编自《宋代海外贸易更具现代气质》

材料二1793年，乾隆皇帝接见了一队特殊的客人——“英夷”派来的马戛尔尼使团。使团向清政府提出两国通商的请求：开放宁波、舟山、天津、广州之中一地或数地为贸易口岸；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仓库以收贮发卖货物；允许英国在舟山附近一岛屿修建设施，作存货及商人居住。乾隆皇帝非常友好地接待了使团，却拒绝了英王的通商之请。

——摘编自《宋代海外贸易更具现代气质》

材料一   在世界工商文明史上，中国无疑是最早慧的国家之一。在汉代，哲学家王符就说自己所处的时代，从事工商业者十倍于农民，商业流通之盛达到“牛马车舆，填塞道路"的程度。明清以降，“儒贾合流"，“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村必有贾，三十家之城必有商"，甚至连知识精英也不再耻于言商。……早在唐宋时期，就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宋代水稻和明代棉花的普及造成了人口的大爆炸，是第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庞大的内需市场为工商生产和流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环境。宋代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和第一批合股公司和职业经理人阶层，清初则出现了粮食期货贸易。此外还有非常健全的乡村自治体系，有世界上最富有、人数最为众多的商帮集团。早在10世纪的宋代，GDP总量就占到了全球的三分之一，到明清时，中国仍然保持着经济规模第一的地位，拥有最高的粮食产量，棉纺织业的生产规模是英国的6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是工商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摘编自吴晓波《浩荡两千年》

材料二   胡雪岩有句名言：“洋人做生意，官商一体，他们的官是保护商人的，有困难，官出来挡，有麻烦，官出来料理。他们的商人见了官，有什么话可以实说。我们的情形就不同了，官不恤商艰，商人也不敢期望官会替我们出面去争斤论两。所以，中国人做生意不能没有靠山”。官、商——这种政治权力与经济势力的畸形结合在中国的确有太久的历史。官商结合的基础是关系、是权贵性的社会资本，而不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平等契约精神。它使工商业成为一种特权性质的游戏，而不是一种依照准则的生产经营。西方以契约论为行为基础，有了繁荣强盛；中国以官商关系为行为基础，从而窒息了市场，无助于市场规则的形成。这一点也一直被后人视为中国近代市场经济难以萌生的重要障碍之一。

——摘编自《商界名家》

材料三   费正清说：“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材料一   明初，流通中铜钱与“宝钞”并行，禁金银交易……嘉靖初（1522年），“钞久不行，钱已大”，朝廷遂“弛用银之禁”。到万历九年（1581年）“一条鞭法”把丁役、土贡等项归于田赋之内，“计亩征银”，白银发展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

——摘编自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等

材料二   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开放海禁，在漳州府的月港设督饷馆，私人海上贸易取得某种程度的合法地位。在明朝的海外贸易中，中国始终于出超地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不得不用大量白银来支付贸易逆差，海外白银的流入，增加了国内白银的总量，扩大了白银的流通范围。

——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三   1933年到1934年，美国在世界市场上大量收购白根，引起中国白银不断外流，加上币制的紊乱，中国屡现金融恐慌。……1935年，国民政府公布“币制改革”方案，规定：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所有税收和公私款项均用法币支付，禁止白银在国内流通；白银收归国有，作为外汇准备金，以稳定法币对外汇价。

——摘编自民申光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

1845年公布的《上海土地章程》，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租界——上海英租界开辟的一个中英地方协定，这个章程既确定了大致界域、外侨和侨民之间在上海的具体租地办法，又规定了界内的一些城市建设、市政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应行措施。这是近代上海主权将丧，但也是城市近代化的一个历史性的起点。

                                                     ——《上海志鉴》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关于婚姻有一整套严密的礼法规定。如，西周即有“六礼”，规定婚约订立应遵循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的程序，再如，中国历代都在私有财产问题上规定女子应“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又如在离婚问题上，汉朝时就有“七出”的法律规定，若妻子犯有“不孝”、“无子”、“淫乱”、“镞妒”、“多言”、“恶疾”、“盗窃”中的任何一项，丈夫就可以休妻，且“七出”是丈夫单方决定的，同时古人还有“聘则为妻，奔则为妾”的说法，认为妾是买来的，不能行婚姻之礼，自然没有任何权利。

——摘编自刘晓霞《近代婚姻法律制度变革研究》等

材料二   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编订了《中华民国民法典》，其中《亲属编》为婚姻变革提供了法律的依据与保障。《亲属编》里明确规定，“婚约，应当由当事人自行订立，其非男女当事人自行订立之婚约，非得其本人追认，自难生效”，并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赋予妻子私有财产权”，以及“未经本人同意，不得处置其私有财户”。

此外在离婚问题上法律强调“夫妻两愿离婚者得自行离婚”，而且还在财产分割方面给予妇女倾斜性的保护。但《亲属编》却并未对当时呼声较高的废妾做明文规定，采取默许、放任态度。

——摘编自余华林《女性的“重塑——民国城市妇女婚姻问题研究》等

材料三   下表为1938-1943年《大公报》中婚姻启事的数量统计（节选）

——根据1938—1943年《大公报》统计总结

材料一   民国以前，并无乡村卫生组织及相关制度，20世纪20、30年代，在借鉴美英经验的基础上，乡村卫生建设才有所起色，但政府在乡村卫生方面的工作多流于形式，西方传教士和中国知识分子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在部分地区组织了有限工作……共产党对乡村医疗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面对国民党的“围剿”与西药管制，中国共产党开始有意识地利用中医，推行以中医为主，融合中西医的乡村公共卫生模式。红军在部分条件具备的根据地对部分民众实行“医费免除，药费自理”的政策。

——摘编自刘洁《民国时期乡村卫生建设研究》等

材料二   据1964年统计，用于830万享受公费医疗人员的经费，比用于5亿多农民的还多，了解到城乡卫生资源的差距如此之大，毛泽东十分震怒并发表“六二六指示”：“医疗体制要改革……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医学教育用不着高中、初中毕业，高小毕业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在“六二六指示”精神指导下，短时间在中国大地上造就了百万计以上的农村基层卫生人员——赤脚医生1559214人、生产队卫生员3282481人。到1975年，全国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他们为农村医疗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摘编自李德成《毛泽东与计划时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