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可以划分为六个阶段，经历了六次政治选择。

   ——萧功秦《中国百年现代化中的六次政治选择》

材料一在近代文明的转型中，世界力图“改变中国”，而我们不能只是仇恨和愤怒，我们不能狭隘地站在爱新觉罗家族政权的立场上，而是应该站在文明中国的立场上。“清代中国”需要改变，封闭和孤立的，腐朽和没落的，我们自己也在内部改变，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无论是李鸿章，还是康有为，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毛泽东，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在尝试利用各种方法，内部改变着“清代中国”，不断催生着一个新中国。

——裴钰《改变中国》

材料二中国的启蒙运动具有与欧洲启蒙运动迥异的特点。如果说欧洲启蒙运动是一场以个性自由为鹄的人文启蒙运动，那么中国启蒙运动则是一场旨在国家富强的现代化启蒙运动。这是中西启蒙运动的最基本差异。关于启蒙与现代化的关系，西方与中国适成倒置：在欧洲，是由启蒙而现代化；在中国，则是为现代化而启蒙。欧洲由启蒙而现代化是一个水到渠成的文化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启蒙运动则是救亡的现代化运动的步骤。

——郑大华主编《民国思想史论》

材料一   据史籍记载，黄河水患最早见于周定王五年。当时黄河北岸有卫国，卫国为狄所灭，由于狄不谙水利，黄河决堤频频，农田水利失修，故经常发生水悲。至于历史上第二次的黄河迁徙，是在汉武帝元光三年，此次黄河发生水患，是由于战国以来，各国的长期战争，大家竞筑堤防所致，此时亦有决水以浸敌国者。由于战国时期多战争，水利失修，黄河河道被破坏，遂造成西汉时期的严重水患。到东汉明帝时期，王景治河成功，从此黄河平息水患达900年之久。

——摘编自钱穆《中国经济史》

材料二   清初，因长期战乱失修，黄河又形成巨大灾患。当时黄淮合流，互相激荡，难以顺畅入海，下游段频频决口，不仅淹没大片农田，而且阻塞运河，影响漕粮北运。康熙十六年，开始了大规模治河工程，仅五六年功夫就堵塞了下游大小决口，修治了河、运堤防。康熙帝先后六次南巡，每次都亲临河工视察，指授机宜，推动了治河事业。以后雍正、乾隆时期，继续对黄河进行治理，使两岸堤防更趋完整。虽然小的决口还不时发生，但都随决随堵，直到咸丰五年（1855年）以前，黄河未再发生大的决口。

——摘编自李世愉、王政尧主编《中国大通史·清》

材料一宋代手工业发达，特别是煤炭的大量使用，导致空气污染.宋代生齿日繁，对土地、林木资源难免出现过度开发之趋势，这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水土流失与生态破坏。宋代设有专门的环境保护部门——虞部，聘请通晓农林知识者担任“农师”，为民众种植作物、林木提供技术指导。朝廷还制订一系列涉及生态保护的法令，如宋太祖曾下诏，“令民二月至九月不得采捕虫鱼，弹射飞鸟，有司岁申明之”。宋政府对绿化尤其重视，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朝廷任命谢德权领护汴河，在京师河段“植树数千万（株），以固堤岸”，促进了汴京沿河商业环境的改善。

——摘编自吴钓《宋：现代的拂晓时辰》

材料二近代工业化实际上是一个从“发达的有机经济”向“以矿物能为能源基础的经济的转变，工业化“要成功地摆脱有机经济所受的制约，要越来越多地从矿藏中、而非从农业产品中获取原料，尤其是能够开发大批能源储备，而非依技各种过去提供生产所需热能与动力的可再生能源”。荷兰在17世纪曾是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但是本国不产煤，其他燃料也很少，必须从国外进口煤，这使荷兰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且使本国经济置于外国商业政策支配之下。法国在1763年以前，商业并不落后于英国，1780年时铁产量3倍于英国。然而法国本身所产煤不能自给，需要从国外大量输入，这为法国工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不同的产业结构对于能源的需求影响不同，重工业要比轻工业和农业对能源的需求更多。15世纪以来，英国出现了重工业增长迅速的局面。1650年起，煤炭开始成为英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第一大能源，到1700年，煤炭在英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已经接近一半。从以有机能源为主到以化石能源为主，英国经历了人类近代史上的一场能源革命。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等

材料一……两汉时，以“侍中”“给事中”等侍从官为原型逐渐发育出专职谏官队伍与谏官官署，开始充当言谏的主要施体，皇帝罪己求谏现象非常普遍。贞观时谏议大夫等言官事前监督与给事中事后监督制度相互结合，初唐政务“鲜有败事”。宋代以降，言官多结党营私，谏官制度逐渐演化为皇帝御下之工具，始而谏院独立，继而科道合一，六科独立置署而后干脆并归督察院，成为监察六部的专职监察机构。

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的言谏制度，以臣谏君的运作模式，以及给、谏分署办公的体制，表面上类似于西方近代民主制度的两院制代议制，然而实质上却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中国古代言谏制度的思想武器是融“阴阳五行”等迷信思想与进谏尽忠的纲常观念于一体的神学政治思想，其权力基础是原始民主制度遗留下来的议事惯例与君王的授权，它体现的目标价值是君主集权而非分权与制衡，其行为没有国家的强制力之效果。

——摘编自陈秋云《中国古代言谏文化与制度研究》

材料二中国古代言谏制度体现了对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的追求以及在权力运行中弱者对强者的可监督性和可质疑性精神，可以启发我们积极挖掘并扩大其中的民主决策的因子，将这种特殊的“民监”运用到现实中。古语有云：“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将言谏中的“民”扩大化是现代普遍民主的要求，让“行政体制外的民”也能用“言谏”的方法对国家政策的制定等发表意见无悖于言谏精神

——摘编自张盛霞《中国古代言谏制度特点及现实意义》

材料一   1、未经议会同意，以国王权威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实施之僭越权力，为非法权力。……4、凡未经议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议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6、除经议会同意外，平时在本王国内征募或维持常备军，皆属非法。……8、议会之选举应是自由的。

——《权利法案》

材料二   康熙皇帝说：“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他人，则断不可行。所以无论巨细，朕必躬自断制。”乾隆皇帝也说：“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无旁落，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能有荣辱人、能生死人者。”

——（清）《东华录》

材料一   若将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放置于世界文明史中，我们或可以发现，两汉时期，“世界时间”确乎是在西方的罗马城和东方的西安、洛阳。公元6世纪之后，中国独享“世界时间”长达一千年之久。从13世纪开始，西方的进步声浪越来越响，到18世纪，“世界时间”的钟摆彻底离开了中国。

——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材料二   古罗马的公民法内容包括国家行政管理、诉讼程序、财产、婚姻家庭和继承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即公私法不分、实体法与程序法不分，表现出诸法合体的特征。发展到万民法以后，由于罗马帝国境内简单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民事法律关系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导致私法体系更为发达。罗马法注重形式，注重法律程序。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十二铜表法》的一些规定。如买卖不动产和奴隶等，除当事人亲自到场外，还必须邀请5个证人和1名司秤参加，要讲规定的语言，做一定的动作才能生效。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当事人慎重考虑，防止错误、欺诈、胁迫或无端反悔，也为了避免法官在司法中徇情偏袒。公民法基本上保留了注重形式、程序繁琐的特色。发展到万民法后，为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才逐渐变得简易、灵活。程序的严格执行是为了保证实体权利和义务的实现，程序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罗马法注重程序是法律体系完备的表现。

——庄鹏《罗马法的特点及对后世的影响》

材料三   古代史家所探究的关于古代文明的诸多问题，都和现实世界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联……他们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以及提出问题的一些方式往往也是对当代现实的一种有意识或者下意识回应与思考。

——黄洋《古代文明研究的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