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代中国以农耕文明为主，人们将节俭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商朝时伊尹曾告诫太甲：只有保持节俭的美德，国家才会兴旺发达。儒家认为俭德可以避难，节俭者懂得尊重他人，体谅他人，是具有仁爱精神的表现。当时崇尚“收缩式”“被动式”的节俭。在当代社会，节俭观的核心不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式的生活，而是在有效配置资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下，提倡适度的消费。新型节俭观不再单单关注生活领域，而是把节俭的范围延伸至生产领域。

——摘编自徐姣《中国传统节俭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材料二 从事生产性劳动的劳动者越多，劳动产品就越多，如果节俭的人将自己的部分收入节省下来作为资本供养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就能增加个人财富与社会财富，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就是节俭。当然，节俭所积蓄的财物都是由勤劳得来的，但是若只有勤劳无节俭，有所得而无所贮藏，资本绝不能扩大。政府必须反对奢侈浪费，才能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政府在反对奢侈浪费上，绝不能是可有可无的旁观者。亚当·斯密的观点代表了近代西方节俭观的主流。

——摘编自【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材料一   中国历史上主要民生主张（节选）

材料二   在过去35年里，企业在实施员工福利政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很多政策在那之前都被认为是不合适或不可行的，也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应用。所有这些具体的措施构成了一个整体，人们认为它们对于员工的福祉非常重要，是改善组织关系的主要措施。

——《福利制度》（美国）切斯特•巴拉德（2016年）

材料一：中土医书，方论浩繁。每论一病，必浮举阴阳五行，缠绕不休；每用一药，必为色香形味， 分配脏腑。更或高谈脉理，妄事神巫。盖中土风俗，平日视医学为末技，待医士如贱工。

——（英）合信《医学五种》（1858 年）

材料二：中国类似医院的组织最迟在公元 2 年就已经有了。那年黄河一带瘟疫流行，皇帝选址，设置医生和药物免费给百姓治病。公元 162 年，皇甫规率军在外作战，适逢军队疫病流行，皇甫规便把病员集中起来治疗。公元 491 年，疫病流行，竞陵的王萧把自己的住宅拿出来，购买药物，收养贫苦病人。唐朝的医院都叫“病坊”，大多都是设在庙宇的。不仅长安洛阳有，其他各州亦有。宋朝医院规模空前扩大，设备完善，而且设立门诊部。在明朝几乎每县都有一所惠民药局，都是官办的。     

——摘编自任应秋《中国古代医院的演变》

材料三：近代之前，“（英国）医院”主要是济贫、收容机构。在近代之前能请的起医生的都是贵族或富人。医患关系是一种“恩惠制度”。直到 18、19 世纪随着自愿捐助医院的大规模建立，医院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医院。中世纪，医疗从业者分为三个等级：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和药剂师，各行业之间有严格的界限，不能逾越。随着医院的兴起，教学医院把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聚集在一起参加诊断，削弱了他们科别的划分……学生在化学实验、尸体解剖等操作中实践，临床成为医学新观念和新实践的诞生地。……随着医院的出现，护理工作成为一种专门职业。     

——摘縞自赵秀荣《近代英国医院兴起的社会影响初探》

材料一   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伦敦人口增长了4倍多，从1550年的7.5万增长到1650年的40万，伦敦一举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在16、17世纪前后一百五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伦敦先后爆发了十多次大的瘟疫，对当时的社会危害极大，不仅造成人口大量的丧失，并且造成了经济萧条、社会不安。

——摘编自塞常磊《16—17世纪伦敦的瘟疫与社会》

材料二   伦敦发生鼠疫后，基督教会束手无策，民众对救会的权威性与神圣性产生怀疑，进一步动摇了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在医学界的要求和建议下，政府以非宗教手段加以防控一实施隔离、清扫街道、禁止集会、严禁人员和牲畜流动等，传统宗教疗法几乎被完全抛……因加强对防疫工作的组织管理，既是稳定统治秩序的根本需要，同时又是压制地方势力，拓展王权权威的现实要求。1578年后，王室政府高度重视防疫工作，专门在牛津大学建立国家公共卫生指导中心，为国家防疫减灾提供医学咨询。伊丽莎白女王时期，政府先后出台《政令大全》等法令政策，进一步加强隔离和对贫民救助力度。在借鉴吸收并不断完善的基础上，英国初步形成了符合本国特色的防疫制度和体系，这显然加快了鼠疫在英国的消退。

——摘编自陈凯鹏《论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