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时代对于官吏的“普法教育”是很有特点的。其一，为官者不可不知法，故普法对象首在官不在民。其二，官员普法不限于本部门的法规，更应当熟悉国家最重要的法典。其三，官员普法的要求载于刑法典，是具有强制性的，违反者要给予制裁。其四，每年定期考试官员的法律知识形成制度而不是一时的轰轰烈烈。其五，考试结果区分优劣，按法予以奖惩。“讲读律令”起了很好的导向作用，增加了官民的法律意识。历史的经验证明，只有执法者法律素质的提高，才有助于援法断罪，改善司法状况。

——摘编自张晋藩《古代官吏的“普法教育”》

材料二   我国普法教育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在经历了以宪法普及为先导的启动时期、以市场经济法律普及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时期、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的高潮时期之后，进入了权利至上的全面提升时期。通过五个普法“五年计划”的开展，我国普法教育实现了从常识性普及、知识性传授、法律意识的培养到法律素质提升的转变；实现了由行政手段管理向由法律手段管理的转变。我国普法教育的发展历史是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普法教育中每一次对象、内容、目标的改变都对应着党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重心的转移。

——摘编自刘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普法教育之嬗变》

材料一   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内容包括家庭伦理、社会人际关系、物质和精神生活方式及法律意识等。在“家国同构”的政治架构下，传统君主制国家是父系家长制家庭的扩大化，家庭关系由此扩延到国家。在家庭中，父母要求子女“以勤服劳，以隆孝养”。 “孝”的标准之一就是“父母在，不有私财”。父母还有权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主观意愿教育子女，决定子女是否求学和学习哪些知识。这种思想贯彻到社会中，就是“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忠臣出于孝子”。古代法律曾明文规定：   “违犯救令，敬恭有亏，父母欲杀皆许之”。古代篆学教育反复告诫人们力戒争讼，强调“无讼”以道德自律为基础，以忍让为灵德。

——据余双好《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优良传统和方法探析》等

材料二

——据姬甜甜《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新中国家庭教育政策的演进及启示》

材料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明显地反映了国家活动中有两个积极性。一是中央的积极性。全国必须置于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由中央组织各方面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才能迅速地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才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才能保障全国人民生活水平共同提高，但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服从中央的原则下，地方也要赋予应有的自主权。凡属地方性的问题，由地方作出处理，这就是地方的积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开国创业（1949～1956）》

材料二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我国生产力得到发展，人民在经济上开始走向自立，政治上民主意识与愿望的觉醒和萌发，参政议政的要求与热情也越来越高。这些变化都要求和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及时地对原有内容进行适当调整与更新，使之适应新的经济体制和人民日益增长的民主觉悟和参政议政要求。

--申坤《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变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