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艺复兴只限于社会上的少数英才——学者、文人和艺术家的活动，但是它所宣扬的思想不啻是向长期以来在基督教神学笼罩下陷于沉闷窒息的西欧社会送来的一股清新的气息，把绝大部分有文化教养的人士从中世纪的昏睡中唤醒过来。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

材料二 对于赎罪券的抨击，有如一粒火种落在火药桶里，立刻燃起燎原之火。农民和平民把路德的反教会论纲当成是起义的信号。市民则到处传颂“九十五条论纲”。人文主义者热烈欢呼。贵族，甚至一部分诸侯，希望由此打破罗马教会的控制。一时之间，“九十五条论纲”实际上成了民族战斗的共同纲领。

——摘编自丁建弘《德国通史》

材料三 马丁路德的政治思想既烙有文艺复兴的印记，又体现了对文艺复兴的深化。他提出“唯信称义”“平信徒（普通信徒）皆为教士”等信条，他又鼓吹俗权至上，主张各国教会应与罗马切断联系而由各国的政府来管理。而加尔文派则宣称：如果我们的统治者是暴君或压迫者，那“他们就不是上帝命定的”，因此“我们在拒绝服从并反抗这样的统治者时，并不是在反抗上帝的意志”。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一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作为对其所向往的人性的追求，摒弃了宗教教条，将价值取向由“神”转向“人”，但它缺乏“科学”的基础，仍然无法摆脱“神”的羁绊。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对科学知识的张扬，对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鼓吹，在日后转化为一场旨在充分肯定人的根本价值、强调人的尊严的思想运动。

材料二   创建合众国的那一代人——华盛顿、杰斐逊与富兰克林等，无一不是启蒙思想的继承者。他们把新大陆作为“自由与自治”的实验场。接着，理性与自由的信念推动了工业革命的深入。到19世纪后半期，科学知识的进步推动了技术发明与创造的空前增长。

——摘编自梁霄羽《极简美国史》等

材料一   “文艺复兴”一词，原意为“再生”。意大利艺术史家瓦萨里在其《绘画、雕刻、建筑名人传》中，始用“再生”一词来概括这个时期文艺活动的特点。16世纪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基本上承袭了这一概念，认为文艺在希腊、罗马的古典时期曾高度繁荣，而到中世纪时却衰败湮灭，直到此时才获“再生”与“复兴”，因而得名。但此时的文化并非古典文化的简单恢复，而是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反封建斗争的反映。

材料二   马丁·路德是16世纪宗教改革的倡导者……他的神学思想强调，只要有虔诚的信仰，灵魂便可以获得拯救。要想灵魂得到拯救，不在于遵守教会规条，不在于本人的善行所积下的，而在于上帝的恩典和个人对上帝的信仰……既然已经认识上帝的意思，就不需要问别人也不需要由教士举行仪式……

材料一   至于神，我们既然无法真切地感受他们是否存在，也不知道他们到底长什么样子，有许多东西是我们认识不了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

——普罗塔哥拉

材料二   下面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

材料三   灵魂得救只须靠个人虔诚的信仰，根本不需要教会的繁琐仪式。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给人的礼物，只有上帝才能赦免罪人。信徒得救不靠行为，全凭信仰。要得救上天堂，不靠教会或行善，更不靠赎罪券。

——《路德选集》

材料四   如果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会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和立法权合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有压迫者的力量。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材料一 文艺复兴史不是艺术史或科学史，抑或文学史，甚至民族史。它是欧洲人在精神方面鲜明地获得自我意识自由的历史。

——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材料二 马丁•路德提出，在自由之路上，唯有通过信仰、成为基督徒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在这一过程中，基督徒通过信仰而获得的自由使其成为了“众人之主”。然而马丁•路德同样提出，每个基督徒同样也是“众人之仆”，要通过爱上帝、爱邻人来荣邪上帝，实现自我救赎。从这个意义上讲，马丁•路德将自由与道德和行善联系了起来，劝诫世人通过遵循耶稣基督的教导积德行善以获得自由。

——肖樊《马丁•路德的自由观》

材料三 孟德斯鸠认为，由于人们已经习惯于被压迫与统治，奴性也已经渗透到当时人们的心里了，若想要启蒙，真正有效的方法还在于呼唤人们的理性，从而由内向外进行彻底的改变。当人们呼唤理性之时，专制政体的压迫统治与宗教神权不合理的迷信统治将会溃不成军。在理性启蒙后人们重新找到的自由，并不是广义上的属人的自由而总是疫限定在一个团体内，法律就成为了自由背后的必然概念。人类寻找的自由就不应该是站在法的对立面而是被法包含其中。

——摘编自刘斌、贺如璋《法律规范下的理性启蒙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