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大多数中原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持鄙视的态度，将其称之为“蛮夷”，并与之保持相当距离。亚洲东部是一个相对独立及封闭的状态，其他文明对于华夏文明长期处于尊从和学习地位，中原王朝由此形成孤傲自大的文化心理。奉华夏为宗主与文明中心的观念，在很长的时期被其他文明的拥有者认同，以此为基础，东亚地区形成通行的天下秩序，中原王朝根据文明的类型划分夷夏，“蛮夷”包括华夏以外的其他文明，它们或为受中原王朝管辖的边疆民族，或为接受中原王朝羁縻的域外势力，或为通过朝贡与中原王朝交往的远方他国。在地理分布方面，以华夏为中心的部分较清晰，与蛮夷毗连的区域较模糊，同时蛮夷的范围可由边疆向外部扩展。

——摘编自《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1期

材料二   《南京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被迫开放通商口岸，中外交涉、通商事务随之增多，经常办理对外交涉的部分官员开始意识到，对英、法、美等国，断不能“绳之藩属之礼”，主张“与其争虚名而无实效，不若略小节而就大谋”，道光皇帝采纳这些人的“权宜之计”，遂在朝廷设置办理各国通商事务的大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与英、法、俄分别签订《北京条约》，这时，因皇帝和太后逃往热河，被迫留京的恭亲王奕由于经历了与各国使节谈判的过程，深感清廷“夷务”处理混乱不堪，“弊在体制”，加之增开通商口岸、列强公使驻京已成定局，于是萌生在京设一机构，统筹外交全局的想法。1861年1月，总理衙门在京设立，下设英、法、俄、美及海防五股。

——摘编自《史学月刊》2015年6期

材料一   从秦汉开始，中国逐渐形成天下共同体的观念。在古代，天下乃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反映了儒家天下归仁的道德理想，华夏与蛮夷的界限是模糊的、相对的，所需辨认的乃是是否有文明，是否接受了中原的礼教秩序。因此，这一观念成为普遍适用于华夏、蛮夷在内的全人类的价值。但是晚清以来，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国被迫进入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国家主权体系之中，中国社会政治危机与道德、信仰危机先后发生，一种新的共同体意识诞生了，这就是以全球竞争为背景的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

——摘编自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

材料二   现如今，虽然人类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但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之前，人类仍然没有完全打破资本逻辑为全球化秩序所戴上的陈旧桎梏。……与过去两百年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资本化有所不同，新时代全球化意味着彼此之间突破固有屏障、日益展开密切的全方位交流。尤其在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量子通信技术的爆炸式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人类的普遍交往呈现出“零距离”“零时空”的态势。

——摘编自邹广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哲学思考》

材料一 1969年1月，共和党人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当时正值美国面临着二战结束以来最为严峻的形势。越南战争的沉重负担，国内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危机的加深，使美国在同苏联争霸中，日益处于不利的地位……1971年6月，尼克松又在堪萨斯的一次讲话中提出今天世界上有“五个力量中心”(美国、苏联、西欧、中国和日本)的看法。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形势，并改善美国在同苏联争霸中的不利处境，尼克松决定要在中国“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

——摘编自方连庆《战后国际关系史》

材料二 ……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中美《上海联合公报》(1972年)

材料   法国在1958年戴高乐上台之后，为恢复法国的天国地位和独自主摆脱美国的控制和束缚，实行戴高乐主义。根据时局的变化，毛泽东在1964年1月将“中间地带”理论发展为“两个中间地带”。在此国际背景下，中法这两个在各自的阵营中别有影响的大国，为捍卫本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形成共识，克服两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于1964年1月27日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毛泽东在1964年1月30日同法国议员代表团谈话时鲜明地道出了这点：“中法可以合作反对大国的欺侮，法国要把整个欧洲团结起来，可以做日本的工作。建立从欧洲的伦敦、巴黎到中国、日本的反对美苏两霸的第三世界”。中法建交对双方来说都是着眼于世界全局的战略行动。

——摘编自靳孔胜《中法建交及其对两极格局的冲击述论》

材料一   朝贡制度从内部而言是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及其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从外部而言则是中原王朝对本国以外其他藩属国及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朝贡制度是索主国中国与东亚各藩属国之间政治秩序维护的主要手段，在古代东亚地区具有重要地位，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指出：“纳贡是古代中国人唯一承认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形式。中国周边属都要对中国进行朝贡包括纳税、进贡方物等等。对此类朝贡中国各封建王朝也给予了相当丰厚的回赐。朝贡制度始于西周，至明朝达到鼎盛。朝贡国向明朝称臣采用明朝年号年历等；明朝政府则对其国王予以册封、赏赐。有些朝贡国在王位继承过程中出现的逆现象以及不守华夏礼节等问题，明朝政府多以发布谕令并遣使责问，同时对“却贡”等行为进行动诚和惩罚，而不是粗暴地干涉其内政。

——据陶继波《明清时期东亚朝贡制度变迁略论》等整理

材料二   公元前241年，第一个罗马行省西西里行省建立。罗马对第一块海外领土”（印西西里行省）的管理，俨然是一副大国统治者的模样它拒结给予西西里行省“平等盟员”的身份与权利，而是公然室称西西里行省是“罗马国家的领土”，从而开启了赤裸裸吞并被征服地区的领土并削被征服民族的霸国强权政治的先河。公元前227年，罗马国家的首批行省总督上任，标志着罗马行省管理体制正式建立，到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1世纪时，地中海世界的施大多数地区都建立了罗马行省。后来随着罗马化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行省居民取得了完全的或不完全的公民权，直到公元212年所有罗马居民都取得了公民权这样所有罗马行省的居民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这种关系反映在法律上则是罗马法在市民法和万民法统一以后，逐渐成为适用于平等主体之间关系的法律。

——摘编自朱景文《古代中国的朝贡制度和古罗马的海外行省制度——中华法系和罗马法系形成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