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战国时期，士成为知识分子的代称。此时的“士”已与出身无关，他们可能来自贵族，也可能起于微贱，其共同的身份标志仅仅是知识、智慧和才能。战国以前的士受“六艺”教育，文武并重，如射、御都带有军事训练性质，而战国时期的士基本以学习文化典籍为主，是比较单纯的文士。这些文士已经脱离了分封制和等级制的束缚，能够自由流动。……很多国家出现了“布衣卿相”，国君礼贤下士，并不计较出身。于是士的社会地位同以前相比更加显赫，他们奔走于各国，成为各国官僚队伍的后备队。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在此之前中国社会仍然是血缘社会，在此之后虽然仍有浓重的血缘色彩，但转向了地缘社会；在此之前是封建诸侯、贵族分权的时代，在此之后是专制独裁、皇帝集权的时代……中国自夏朝以来的四千年历史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阶段，春秋战国时期就是这两大阶段之间的转型时期。

——辛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转型研究》

材料一 周人后世子孙追述周初分封情况时曾说：“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又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用，管、蔡、都、霍、鲁、卫、毛、胁、郜、雍、曹、滕、毕、原、邮、邮，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榜也。凡、蒋、邢、茅、胖、祭，周公之胤也。”荀子也指出：周初“立七十一国，其中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从之籍记载来看，周之分封皆以土地为主，“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有地者曰君，反之，无地者当然也就不成其为君。

——摘编自梁颖《试论西周春秋时代宗法制与分封制的结合》

材料二 嬴政建立统一国家后，把战国时期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加以系统化、完善化，并推行于全国。这一制度主要有三个环节构成。一是建立国家元首制度，称“皇帝”；二是成立中央政府机构……以协助皇帝领导全国军政事务；三是建立地方行政制度。此制的实行开创了此后两千多年历代王朝统治的基本模式。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三 汉朝皇帝的高招是，延揽始终坚持封建制度的学派来支持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央集权国家的理念逐渐与这个文人阶层和儒家信徒紧密结合起来。这个文人阶层原来捍卫的是旧封建制度，但是在此之后，他们一直反对任何分裂活动。

——菲茨杰拉德《中国简明文化史》

材料一　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盖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于此。此周初大一统之规模，实与其大居正之制度相待而成者也。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

材料二　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上下相维，内外相制，若网之有纲，丝之有纪……古之王者，设……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纲纪其内；设方伯、州长、卒正、连帅、属长，以纲纪其外。尊卑有序，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从。此为政之体也。

——司马光《上神宗之体要》

材料一

材料二   为适应疆域空前辽阔的特点，元朝创立了一种以中央集权为主，辅以部分地方分权的新体制；它具有双重性，长期代表中央分驭地方，主要为中央收权兼替地方分留部分权力，所握权力大而不专。

——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材料三   清代既继承了历代王朝的治边思想，又有创新和发展。随着沙俄等对中国边疆的觊觎，清统治者极其重视对边疆民族的治理，逐步形成以“因俗而治”为核心的边疆民族统治政策。如在蒙古族地区设立盟、旗两级单位进行统治，在东北、北部和西部边疆，分设若干将军辖区和办事大臣辖区，在中央专设理藩院掌管蒙古族、藏族等民族事务。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

材料四   边疆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无论何时都对推动民族友好团结、国家稳定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边疆治理更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如何顺利实施的问题， 因而不能不认真反思和总结历代王朝的治边经验，从更广阔的时空范围来审视或讨论我们今天的边疆治理工作。 中华民族与文化共同体势态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发展，无论任何时候都离不开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互 动交往。

——摘编自张新民《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经验的反思与总结》

材料   

图一	图二
图三

材料一   周之失在于制，秦之失在于政不在制。……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

——柳宗元《封建论》

材料二   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则分之为郡，分之为县，俾才可长民者（“长民者”指管理百姓的人）皆居民上，以尽其才，而治民之纪，亦何为而非天下之公乎？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

材料三   行省虽然拥有经济、军事、行政等权力，但这些权力都是元廷让渡给地方的，最终的决定权还操控在中央的手中，因此行省权力大而不专，这决定了它只能为朝廷集权服务。而行省行政区划中采取犬牙交错的划分原则，又从客观上瓦解了地方割据的地理条件。……

——中国论文网

材料四   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但无论如何变，一项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处则仍可不变，于是每一项制度，便可循其正常轨道而发展。此即是此一项制度之自然生长。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