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唐时期，经济性贫困的解决主要是贫者自身及其宗族邻里的责任。两宋政府“不抑兼并”，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贫困人口急剧扩大，部分失地农民涌入城市，加剧了城市已经存在的贫困问题。宋朝政府：首次将贫困干预纳入到政府的社会责任之中，并以法律诏令的方式予以确认，其标志是宋王朝根据居民财产界定了“贫民”标准，出现了类似现代社会贫困线的概念。政府直接对贫困予以行政干预，如减免乡村贫民的租赋、差役、欠债以及城市贫民的免役钱、房租等。宋朝还建立了义仓、福田院等福利设施与机构，发放口粮、收养遗弃的幼儿等。宋朝提倡民间互助，并颁行“安恤法”等法令予以推广，令近亲、乡里养恤“鳏寡孤独、贫穷老疾，不能自存者”，劝导社会精英.和富民参与救济贫民，推动了民间慈善活动的兴起。

——摘编自张文等《贫困认知与宋朝社会保障的逻辑转变》

材料二   19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的贫困问题日益严峻。普鲁士政府于1842年颁布了《济贫定居法》，将贫困分为无助贫困、非自愿失业的贫困等，对于流浪汉、乞丐与自身懒惰、不愿意工作之人，施以严厉的惩罚。1853年，德国的工业城市埃伯菲尔德出台新的济贫政策，建立了“埃伯菲尔德体制”，主要强调“个人主义”即个人通过工作来彻底战胜贫困。它依靠友好的自愿监管者管理受济者，受济者则通过自己辛勤工作战胜贫困，改变以往被动接受政府救济，突出个人在战胜贫困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传统的济贫方式对受济者是否值得救济，主要依靠城市济贫机构的救济委员会讨论决定。在埃伯菲尔德体制中自愿监管者有权评判受济者是否需要救济，并监控他们的行为。19世纪60年代中期，埃伯菲尔德体制取得了初步成功，到了90年代已增至40多个城市采用埃伯菲尔德体制。

——摘编自徐继承《社会转型时期德国城市反贫困政策的调适及启示》

材料一   1931年,湘鄂西等根据地发生大水灾，“房屋倾坍,室如悬罄”。党和苏维埃政府设立粥厂救济;开展节约粮食的活动“党政机关每天两餐稀饭一餐干饭，军事机关一餐稀饭两餐干饭”、“红军游击队员生活费”减半;动员群众、机关人员、红军修堤凿沟开河，不到三年便修建了万余座水利工程,形成了“年成丰熟笑眯眯”的局面。1934年，中央苏区受“先水后旱之灾”，面对严峻的形势，政府广泛发动群众，推行工具统一使用和劳动力相互调剂的策略,结果农业收成“比去年增加一成”,瑞金等重灾区“虽然无很大增加，但也没有减少生产”。

——摘编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生产救灾活动》

材料二   俄罗斯政府一向重视灾害治理，他们在中学开设安全和逃生课程，有计划地向居民企传安全防范和自段知识，建立了全俄急救和医学中心等医疗和教育机构。在联邦紧急状态预防和响应统一国家体系形成的基上，提出了国家和地方应急管理责任分享制。为了人民的生命、健康与财产权，在法规中特别强调当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某些权力和自由将受到必要的限制。……为防范危机期间因出现“泄密”报道而破坏政府方案的效力。避免不当报道对人心的拢乱，政府对媒体的职责做出了法律规范，以确保紧急状况发生时，媒体能起到协助政府与社会沟通、稳定社会情绪、缓解紧张状态的作用。鉴于救灾部门使命与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的相似性，俄还与美国建立了防救灾的合作关系、并同北约取得了相关合作的直接联系。

——摘编自游志斌《俄罗斯的防救灾体系》

材料一   民国时期,全国水旱灾害频发,辽宁地区更是如此,几乎年年有水灾,甚至出现多年罕见东、辽西、辽南、辽北则分别为64次、59次、32次、31次。

——摘编自董虹廷《环境史视野下民国时期辽宁水旱灾害研究》

材料二   1980年以来,辽宁省使通过对坡耕地和荒山荒坡的综合治理,进行降水的就地拦蓄、入渗,对白山水库上游等地区进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1984年,平均每年入库泥沙减少效益达到94.2%。至1995年,辽宁省不断提高防洪标准,在辽河、浑河等处加固堤防,修缮老化的水利工程,修建大中小水库共255座。与此同时,辽宁省还针对不同地区制定适合各流域特点的对策,将中部地区作为防洪的重点区域进行治理,对西部干旱丘陵地区则以向下游疏导为主,辽宁省有的放矢的措施起到了最佳的防洪减灾作用

——摘编自单丽等《刍议辽宁洪灾成因及防治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