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春秋乱世中，礼崩乐坏，风云激荡，社会缺乏严苛的等级限制，从而使人才的迅速涌现、扶摇直上成为可能；同时各国相争的复杂局势使得对于人才招揽和”独占”的需求较一国统治之时大大增加。在此背景下，客卿制度逐渐形成，识人文化逐渐兴起，并在各国变法改革、私学兴起等动力的推动下迅速走向繁荣。客卿制度是荟萃、善待人才的缩影，其中折射出的识人文化是当时的盛行之风，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续婧仪《春秋战国客卿制度与识人文化研究》

材料二   汉武帝时期求贤诏（含策问）统计表（部分）

【推荐2】儿童：成长、保护与发展

材料一   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

（1）礼乐制度是维护宗法社会的重要基础。表中能够反映礼乐制度对儿童要求的称谓有哪些？简析在先秦社会礼乐制度是如何渗透到儿童成长过程中的。

材料二   大约在17、18世纪，新的儿童观念逐渐形成。卢梭认为：“在自然的秩序中，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儿童时代有属于它自己的独特观察、思维、感知方式。”

18世纪末，童工约占西方工人总数的1/10，平均每天工作13-14小时，1821年，法国爆发了反对雇佣童工的抗议。19世纪，英法等国先后颁布一系列法律，限定童工的最低工作年龄及工作时间，并规定儿童要接受教育。1884年，伦敦防止虐待儿童协会成立。在此前后，英法等国先后制定法律，保护儿童免受肉体及精神侵害；剥夺虐待儿童的家长的监护权。

1904年，法国设立儿童福利部，1908年，英国设立儿童法庭。1924年，第一份《儿童权利宣言》提出儿童应受特殊保护。1946年，联合国设立儿童基金组织。1989年《国际儿童公约》确认每个儿童均有生存权、受保护权、发展权和参与权。现已有196个国家签署该公约。

（2）阅读材料，概括18-19世纪儿童保护方面取得的成就，概括20世纪以来儿童保护的新特点。

材料三   古人云：孝者，“百行之本”“始于事亲，中于事君”“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

材料四   三纲之根本义，阶级（等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之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1916年）

父子母子不必有尊卑的观念，却当有互相扶助的责任。同为人类，同做人事，没有什么恩，也没有什么德。要承认子女自有人格，大家都向“人”的路上走。

——吴虞《说孝》（1920年）

材料五   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国家根据未成年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创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保护法》

“孝亲尊师善待人”

——《中小学生守则》

（3）阅读上述材料，对“孝”这一观念的历史演变进行解读。

材料一   公元前221年，秦由东北至西南沿海疆设置了十六个郡。

为了防止关东六国的复燃，秦始皇剪灭六国之后，数次东巡海疆，公元前212年，立石于朐界（今江苏连云港市），把这里看作秦的东大门。

西汉时，临海的刺史部有5个，临海的郡多达21个。包括番禺（今广州），东冶（今福州），钱塘（今杭州）、临淄等。汉武帝也多次巡狩海疆。

——摘自安京《秦汉时期海疆的经略》

材料二   明建国后，封锁海疆，“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朝贡贸易是朝贡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与明朝廷有朝贡关系的国家，允许前来通海互市，双方以“贡”与“赐”的关系交换物品，明政府特设市舶提举司负责接待和处理具体的贡市事务。从1368年开始，明朝在广东、福建、浙江、南直隶、山东、辽东建立军事防御机构——卫所……1553年开始，戚继光等名将在山东、浙江和福建沿海展开了长期的抗倭斗争。

——摘自李国强、刘俊珂《挑战与变调——明代海疆政策探论》

材料一 自秦以来,关于分材制和郡县制的争论一直未间断。唐中期柳亲元作《封建论》对分封制进行了理性而有力的批驳。柳宗元提出“制”和“政”的概念,认为秦灭亡于人怨沸腾的基政,而非郡县这种制度形式。“秦之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周走向天亡是因为诸侯“无君君之心”,而秦“有被人而无叛吏”,汉“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有叛将而无叛州”。长期以来关于秦朝速亡在于不与诸侯共享天下的观点是错误的,原因在于分封制不利于中央和国家权力的集中。

柳宗元还质疑分封制之下”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这样即使“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尽管秦始皇废分封、立那县是出于个人自私的打算。是“私其一已之成”,但从客观效果来看,却是“公天下之端”。针对分封制的维护者仍鼓吹其是“圣人之制”,柳宗元通过对国家的形成的推演,论证了分封制的产生是“人之初”阶段的时代产物,而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同样也“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摘编自刘姗姗《柳宗元国家学说研究》

材料二 维护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治理的有效运行,必须建立一套制衡机制。我国历史上的权力制衡思想和实践体现出中国特色,主要反映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君权制衡。各项重要决策的处理,呈现出一定的“集议”特色,构成制衡君权的某种制度程序。第二,地方权力制衡。地方权力集中于中央,主要官吏由中央任命,既职责明确、考核严格,又采取行政、军事与监察三者权力分离,以制衡地方官吏权力的扩X,同时还以不断增加行政层级的形式,遏止地方权重倾向。第三,官僚权力制衡。…对中央到地方,对各级官吏的权力划分,行政问责、考核、审计、监督监察上,规X日益细密,以防止权力滥用。

——卜宪群《谈我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思想与国家治理》

材料一   公元前227年，罗马建立第一个行省，之后，随着罗马海外征服的范围不断扩大，行省制成为罗马统治海外领地的重要制度。公元前27年，罗马帝国建立后，行省制度趋于完善。……战国时期，秦对外扩张活动不断加剧，县的数目也越来越多。秦国郡辖县制度的形成，大概要到战国末期。秦帝国建立后，废除分封制，确立郡县制为帝国的地方行政制度。罗马与秦汉的专制政体有明显的不同之处。秦汉郡县的机构庞大，人员众多，但塔顶是至高无上、独揽大权的皇帝。罗马帝国的行省机构则远不及秦汉帝国那样复杂，罗马皇帝控制了行省主要官员的任命，对行省监督也趋于严格。

——摘编自易宁《秦汉郡县制、罗马行省制与古代中西文明的特点》

材料二   中国法典的缘起与（罗马）查士丁尼法典的组成方式有相同之处……限制《中国法典》之外的出版物的发行（政府除外）,罗马亦是如此。两国都各自以公告、律令和诏书等形式立法，还有诸如过继、家庭财产共同占有关系等都有相同之处。

——田涛《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法律接触与碰撞》

材料一   魏晋时期的陆机认为，在分封制下，中央与诸侯相对独立，可相互照应，即便是国家衰弱，受害的也只是局部，王朝不至于迅速灭亡，秦朝的迅速灭亡就反映出郡县制下出现动乱后中央孤立无援的弊端。柳宗元则指出；汉初，“（刘邦）矫秦之枉，复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而致七国之乱，然在郡县制情况下，有叛将而无叛州，有叛国而无叛郡，有叛民而无叛吏。

——摘编自王洋洋《古代中国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优劣比较及其当代启示》

材料二   历史发展列宋朝，中央集权向极权发展，集权制容易忽视地方利益与需要，失去因地制宜的效果。集权制下，地方官员惟上是从，例行公事。北宋建立不到几十年就积贫积弱，南宋偏安江南一隅，又被蒙古族所灭。庞大的明帝国竟被新兴的满族所灭。明末清初，双方争论再起高潮。进步思想家们则跳出加强皇权的狭小天地、不把分权与集权放到对立的两极。如黄宗羲提出“欲去两者之弊，使其并行不悖”。

——摘编自冯辉、齐书深《中国古代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

材料一   在赵宋王朝重建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平定节使李筠、李重进的反叛之后，宋太祖实行朝官知县，文官知州，设通判制度，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经济控制，将地方官僚生杀大权收归中央，收回地方节度使的兵权，为赵宋王朝300年沿袭不变，基本上形成了“政出于一”“权归于上”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在中央官僚机构的设置上，中书门下管行政、枢密院管军事、财政权归于三司主管，而台谏制度的建立，又给言官“风闻言事”的监督权，从而对皇权和相权进行了限制。

——摘编自王志立《北宋官僚权力制约机制评析》

材料二   古代雅典对官员和政治精类们的权力予以控制和约束，并保证政务信息的公开和透明，以充分保障公民有能力也有可能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雅典构建了一套预防权力集中的机制，如议事会的常设机构采取的是10个部落轮流当政的办法，议事会的负责人也由抽签决定，每天更换，任何人不得在一年中两次担任负责人。雅典陪审法庭没有专设法官，任何判决都由全体陪审员投票决定。雅典还通过公民大会、议事会和陪审法庭，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实行“认可听证会”。“认可听证会”就是在公民大会上经常就国家重要公职人员的工作是否称职进行信任投票，不称职，或被免职，或被撤职查办。

——摘编自张慧、张文伟《古代雅典民主政治特殊性分析》

材料一   在春秋乱世中，礼崩乐坏，风云激荡，社会缺乏严苛的等级限制，从而使人才的迅速涌现、扶摇直上成为可能；同时各国相争的复杂局势使得对于人才招揽和”独占”的需求较一国统治之时大大增加。在此背景下，客卿制度逐渐形成，识人文化逐渐兴起，并在各国变法改革、私学兴起等动力的推动下迅速走向繁荣。客卿制度是荟萃、善待人才的缩影，其中折射出的识人文化是当时的盛行之风，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续婧仪《春秋战国客卿制度与识人文化研究》

材料二   汉武帝时期求贤诏（含策问）统计表（部分）

材料一   “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

——《左传·桓公二年》

材料二   从夏后氏比较笼统的霸权，经过商人同心圆布局的统治机制，最后到西周的封建网络，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促使“中原”成为中央政权的基地，而又以同心圆的方式扩散其势力于各处。

——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