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公元490年为界，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的改革侧重于“形而下”的部分，后期的改革则注重于“形而上”的部分；前者务实，后者务虚；前者重绩效者求声势。

材料二   北魏孝文帝改革中那些最为切合实际、最有实质效益的措施与做法，都是冯太人的作为与贡献，而它们的推行与见效，则为真正归属于孝文帝主持的后阶段改革奠定了基础。也只有明确地区分了整个改革的前后阶段的不同主持人，我们对魏孝文帝在改革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改革运动中所占有的地位，才可以做出比较公允恰当的评价。……正如宋代叶适所认为的那样，拓跋宏“始迁洛邑”的举措，乃是错误的抉择，属于“根本既虚，随即崩溃”。至于迁都后所推行的那些“汉化”措施，那就更值得商榷了。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黄朴民《北魏孝文帝“全盘汉化”的不归之路》

材料一   北魏孝文帝在位时（471—499年），统治集团在政治、经济、鲜卑人的生活习惯等方面采取了规模较大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改革大体分两期进行（如表3）。它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各族融合的成果。改革也遭到了一部分保守的拓跋贵族的反对。

——据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等整理

材料二   当时民族汇集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流，孝文帝顺应历史潮流，经过孝文帝的主动融合……鲜卑族在生产、生活方式上的转变促使了整个社会习俗的改变，汉族风俗习惯成为整个社会习惯的主体。鲜卑和其他民族的加入，为汉民族不断注入了新鲜血液，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摘编自葛剑雄《元（拓跋）宏及其迁都和汉化》

材料一   在古代中国，基本上以万里长城和天山山脉为界，北方是游牧民族，南方为农耕民族。除商贸往来，战争、劫掠也是各民族互动交往的一个重要内容。进入匈奴地区的汉人，带去了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改变了匈奴单一的游牧经济，出现了农业、手工业等多种经营，并出现了城市。中原的文字和计算方法也被匈奴人接受。进入中原的匈奴人也在血统、文化上给汉民族以影响。音乐舞蹈、饮食文化、平等观念的传入，又给汉文化带来新的生命力。这些流动的人群，既是本民族文化的传播者，也是异族文化的接受者。

——摘编自刘爱兰《民族大迁徙对中西文化发展的影响》

材料二   在推进“汉化”改革的过程中，孝文帝充分展示了他对于汉族先进文化的学习热情。……与努力学习南朝的先进文化同步，孝文帝也着手推出了一系列“移风易俗”的举措。……对孝文帝及其主持的“汉化”改革，我们如果将它放到更久远、更广阔的时空里去考量，可能更容易看清楚它的意义所在。

——胡阿祥、刘志刚《北魏孝文帝：师法先进，厉行改革》

材料三   历史上许多民族创造过原始文字，只有极少几个民族的文字达到完备地记录语言的成熟程度，成为严格意义的“自源”文字，汉字即是其中之一。而日文、朝鲜文和越南文字都属受到汉字影响的“借源”文字。由于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先后经历了对汉字的学习、借用、仿造和创造阶段，因而形成了一个“汉字文化圈”。

——王颖喆、孙妍《汉字文化圈与中华法系》

材料一 十六国后期，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的人民大多已经学会说汉语，汉语成为了北方诸族的通用语言。……起初，在汉人群体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观念甚嚣尘上。与之相对的是，不少少数民族的人也对汉人持有偏见。但是随着移民群体的增多，各族人民杂居更加广泛、交错，各民族之间的了解也日益增多，相互之间的看法也开始改变，“夷夏之别”变得越来越不明显了。

材料二 改汉姓的现象最早可追溯到秦汉时期。秦汉时各族改汉姓不普遍，多是在民族文化交流中自然发生的。……(孝文帝)首先自己带头改皇族拓跋氏为元氏，“诸功臣旧族自代(郡名)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这些少数民族姓氏基本上都改成了单音节汉姓。孝文帝还参照汉族门阀制度的做法定姓族，以八姓与汉人高门并论。

材料   北魏帝王的奉老之举，是对鲜卑早期的“贵少贱老”习俗的变革。孝文帝即位后养老抚恤的对象，除了高龄老者还包括“鳏寡孤独”之人。479年，“诏宫人年老及疾病者，免也”。480年，诏会“京师耆老、赐锦彩、衣服、几杖、稻米、蜜、面，复家人不徭役”。487年，诏曰“孟冬十月，民闲岁隙……推贤而长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失和、妻柔”。493年，孝文帝出巡车驾至肆州、并州，首次对庶民年长者赐爵。为此还逐渐明确了赐予爵号的等级与年龄。考虑到年老体弱需要家人的照顾，对应出现了减免或减轻本人及子女的力役、刑罚等诏令。先秦两汉均有赐“几杖”以示殊荣之礼。496年，孝文帝诏京畿内年高老者赐予鸠杖。与汉化革新措施伴随的“奉老恤贫”之举，客观上使华夏文化礼仪得以流传至北方。

——摘编自王洁《践行与传承：北魏孝文帝之“奉老恤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