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晚清财政左支右绌,不得不举债以纾财困。甲午战争前,黄遵宪等人呼吁“用洋人之本,谋华民之生”,遭到部分国人反对。他们认为,世界各强国都有举借公债的财政经历独我国向来只有鬻爵捐输,而无国家借债之习惯与经验”。他们从传统爱国伦理出发，呼吁政府可汇民众报国之心筹集内债。这影响了清廷中枢财政决策，清廷随即发行了爱国公债等多只内债。但是,清政府“未能立信用于国民,而于财币交易,尤多留不信之历史。就令激于公义,或加以强制”,最终募款寥寥,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

——据毕学进《“由外而内”:晚晴外债善恶之辩到内债思想萌生发端》

材料二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发行一亿分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其中华东区分担45%，上海又占华东区的66.6%。针对人民群众对公债的疑虑，党和政府着重强调认购公债既兼顾国家发展，又充分照顾个人利益。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把公债宣传和1950年春节宣传结合起来,制定购买公债的口号和标语,开展以工商界带头认购、群团组织推动的认购竞赛。上海组建了市级、区级、办事处的公债推销的纵向组织,又按照行业成立了推销公债的行业组织。截至1950年8月,上海市共认购 29 968 956 分,较好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认购任务。公债的成功发行不但弥补了一部分财政赤字,也让新生政权获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党成功地将经济治理与社会动员和政治认同建构在同一劝募网络之中,在实现从革命到建政和执政的平稳过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孔祥成等《从首笔国债发行看新中国初期中共的城市社会动员能力》

材料   安史之乱持续8年，中原地区和北方在大乱中血流成河，江山鱼烂，经济彻底摧毁。大乱之后的广德二年，通货膨胀率远远超过5000%。政府税收一落千丈，仓库空空如洗，根本拿不出东西增加供给平抑物价，当时物资已经紧张到连皇宫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程度。唐朝将恢复经济的命运寄托在漕运上。刘晏授命危难，在宰相元载全力支持下，他充分表现了统筹全局的能力、周密精细的头脑和改革创新的才智。他组织大量民工和兵丁疏浚河道，运河得以顺利全线通航。为解决运输问题，他改全程运输为分段运输，运粮船负责运到本段水路边界，将粮食交给地区粮仓，再安排新的船只起运，并首次把散装大米改为袋装。刘晏派官吏和军队沿途押运。在运输工具方面，他拨付大批资金在扬子开设10个船厂，建造两千艘急需的大型运输船，以当时最低造价的两倍的价格，支付造价，保证了造船质量。为保障顺利通过水流湍急的三门峡，他参与设计了一种超大型的“上门填缺船”，改进了船纤所用的材料，制成坚韧的纤绳。为保障人力的使用，他废除无偿徭役，改为工资雇佣制。漕工采用特殊军事化方式组织起来，纪律严明，责任到位。由此，江淮的粮食、物资顺利运到京城，代宗大喜过望，说道：“我们父子有饭吃了！”

——摘编自马立诚：《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材料   贞观初，“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故御史复为雄要”，“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台院侍御史以弹奏为基本职责，重点在纠弹职位较高的官员。察院监察御史在御史台中品秩虽低，但职务繁杂，百司畏惧，其“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此外还掌祭祀、监南选、监司射、监决狱、分察尚书省六部等。贞观年间，全国被划为十道监察区，由监察御史十人分巡州县，监察御史以六条巡按州县，分巡时威仪显赫，“州县祗请相望，道路牧宰祗候，僮仆不若”。《贞观政要》中记载：“（太宗）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同时，唐太宗也对清廉官员和清正之举大加褒奖弘扬。

——摘编自吴毅《唐朝贞观年间防治贪腐的政策举措释析》

材料   袁世凯政府成立后，为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稳固政权，维护统治，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改革经济的法规。1912年，工商部颁布《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取消了建厂专办之权。1914年，农商部颁布《矿业条例》等降低矿产税，还颁布了《国有荒地承垦条例》实行地价优惠；国务院公布条例规定国币种类，旧有各种官局铸币由政府兑换改铸；交通部制定《交通银行则例》，规定交通银行掌管特别之国库金，发行兑换券，具有中央银行的性质；农商部会同财政部拟定《劝业银行条例》，鼓励银行投资实业、扶植实业。在人民群众爱国热情的推动下，政府提倡国货，减免捐税，宣布凡出口足抵外货者优给奖励。此后，北洋内阁虽更迭频繁，但基本上延续了袁世凯时期的经济政策。

——-摘编自章开沅《中国经济史》

材料   20世纪80年代，为造应军队工作重点转移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人民解放军进行三次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全军总员额由603万压缩到305万，大军区由11个调整合并为7个。20世纪90年代根据国际战略格局和中国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军事战略方针的基点定位于打赢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军队体制结构进行优化，专业技术兵种部队比例有所上升，全军总员额减少到250万人。进入21世纪，随着现代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央军委提出完成我军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全军总员额进一步下降为200万人，在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优化规模结构等方面改革取得重要成果。

——摘编自丁伟魏旭王巧伟《新中国国防和军队改革历程与启示》

6 . 材料   建国初期，由于国民党旧法观点的影响未得到有力清除，当时的司法干部队伍思想比较混乱。从国民党司法机关接收下来的旧司法工作人员中混进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造成了司法干部队伍作风方面严重不纯。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使司法机关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进行司法改革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从1952年到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以反对旧司法观点和改革整个司法机关为主要内容的司法改革运动。作为建国初期各项社会改革运动的一部分，它上承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法制建设的成果与经验，下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建设的新阶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制建设整个历程的关节点。

——摘编自侯松涛《建国初期的司法改革运动：回顾与思考》

材料   北宋熙宁年间，宋神宗为 了推进王安石变法，对中央机构进行了局部调整。在新法取得一定成效后，神宗决定全面转向官制改革。元丰三年（1080年），宋延发布改革官制的诏令，批准实行新的寄禄官阶，将旧的文武散阶增减编定为二十四阶，结束了寄禄官与职事官分离的局面，使得职事官与差遣统一。不久，又颁布了《官制格目》，对中央机构规定了成员构成人数，并形成定制。元丰五年（1082年） ，依据《唐六典》，颁布了新的官职条例，恢复唐初的三省六部九寺五监之职，平行机构或并或罢，但囿于祖宗之法，神宗拒不废枢密院归兵部。同时，九寺五监的恢复，使得“省、寺指挥闲多异同”。元丰六年（1083年），又在尚书省置御史房，主行弹劾御史台察案失职。

——摘编自袁良勇《宋代三省制度演变研究》等

材料   格拉古兄弟改革前，罗马土地集中和农民破产已造成严重社会后果，失地农民迫切要求重新获得土地，贵族中一些有识之士鉴于农民破产有损兵源和安定，也在筹划复兴小农的土地改革方案。格拉古兄弟出身名门望族，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循着罗马贵族的仕途先后担任神职和军职，在人民中颇有成望。公元前133年，在罗乌平民和贵族改革派的支持和拥护下，提比略·格拉古就任保民官，随即提出土地改革法案。法案规定，每户家长占有公有地限于500犹格，每户占地总数不得通过1000犹格，超限土地收归国家分给无地农民。提比略·格拉古的法案后遭到元老贵族极力反对，后来提比略·格拉古及其拥护者300余人被反对派杀害。公元前133年和公元前132年，提比略·格拉古之弟盖约连任两届保民官。任职之初，盖约提出法案禁止被人民罢免的高级官员和保民官再次任职，规定非经人民审理不得判处公民死刑，随即恢复提比略·格拉古土地改革法案。为了防止灾荒他实行了粮食法，由国家购进粮食，低价卖给农民。盖约还推行筑路法以改善交通并解决无业平民就业问题。还推行军事法、行省包税制。盖约改革遭到反对派极力反对，公元前122年.盖约其拥护者3000余人惨遭杀害。在古罗马处于城邦危机时期.小农分化和破产已成历史趋势的条件下，格拉古兄弟改革难以成功，但改革缓和了土地集中进程，改善了部分平民生活条件，沉重打击了元老贵族势力，改进了国家行政和司法管理机能，这些都具有明显进步性。

——摘编自吴于廑《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

材料   改革开放以后，粮油购销价格倒挂，国家实行价格补贴，这是在价格背离价值的前提下，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特定产物。1991年5月1日，粮油销售价格改革方案出台。根据提价方案，三种粮食（面粉、大米、玉米）平均提价幅度为68%；食油则实现购销同价；对上述粮油仍然实行凭票或凭证定量供应。国家对城镇居民的粮油补贴，由过去的国家“包下来”改为国家、集体（企业）个人都承担一部分。此次改革，虽然还没有彻底解决粮油购销价格倒挂问题，但的确在解决此问题上前进了一大步，为后来取消实行了多年的凭票定量供应粮油，实行敞开供应，建立了良好的开端。这次粮油价格改革，并没有出现许多人曾经担心的带动物价大幅度上涨现象。粮油销售价格大幅度上调后，除与之相关的制成品价格随之上涨外，肉禽蛋、蔬菜以及各类工业消费品均未“搭车涨价”。

——摘编自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材料   安史之乱以后，刘晏针对“时天下钱少货轻”“商贾不通”，土地荒芜，民不聊生的社会景象对唐朝的赋税制度进行改革。他提出了“理财以爱民为先”“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的改革思想。同时刘晏认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主张选拔和任用一批坚决拥护改革，而又精通经济管理的人才。他制定了常平法，即根据年景好坏，“常年平敛之，荒年蠲救之”“丰则贵取，饥则贱与”。与此同时，刘晏还采用因地区生产特点来确定税收方式的办法，以解决人民当时严重缺粮的困难。如，对于岭南深山、沼湖地区的人民，可以用竹、纸、漆器、绫锦等当地的土特产代替租税，把粮食留归民用；对于特别不便于运输的地方，让农民把货物集中到附近的产矿区，换取铜、铅等就地铸钱纳税。刘晏经济改革使唐中后期的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史称刘晏理财“以爱民为先”，富其国而“不劳于民”。

——黄玉生《中唐时期刘晏的经济改革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