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809年，威廉姆·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提出大学的组织原则是：“寂寞与自由成为高等学术机构范围内起支配作用的原则”。蔡元培曾留学德国多年，对新人文主义的洪堡式大学推崇备至。1917年，蔡元培担任危难之中的北京大学校长，对北京大学进行改革：一是改变学生的观念，要求他们以求学术为天职；二是广延“终身研究学问者为师”；三是突出文、理二科；四是确立学术自由原则；五是改学年制为选科制，任学生自由择课择师；六是改革讲义制度，留出时间空间让学生自己研究；七是倡立学生自治会；八是实行“教授治校”；九是开男女同校之先河。这些改革，使北京大学变成了一所生机勃勃的现代大学，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其办学模式和思想迅速为其他大学所效法，影响很快波及中国整个高等教育界。
——摘编自周川《中国近代大学校长与自由主义教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蔡元培教育改革的理念。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影响蔡元培教育改革的因素。
材料 19世纪六、七十年代，福建的语言学家提出汉字必须改革，他们主张大胆引进各种注音符号系统，以简便汉字的读、识、写。闽南方言有上古汉语“活化石”之称，为音韵学家所关注，福建切音字运动在闽南率先兴起，1892年，福建同安人卢赣章出版《一目了然初阶》，揭开清末切音字运动的序幕。书中所述的切音字方案以闽南地区传教士为翻译《圣经》创制的十五音字母为基础，依据厦门腔制成一套五十五个罗马字式的字母，主张“以一腔为主脑”来统合各省语言文字。他将此方案定名为“第一快切音新字”，希此“省费十余年之光阴”用于专攻种种实学，“不患国不富强”。尽管该方案不为清政府所肯定和推广，但在卢赣章之后，近代国语统一观念成为共识，向着西方拼音文字方向改革的切音字运动风起云涌，成为清末国语运动的先声。
——摘编自王曦《近代福建切音字运动史论》
(1)根据材料，指出清末切音运动率先在福建兴起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卢赣章的切音字方案进行简要评价。
材料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革命烈士和革命军人的家属，其生活困难者应受国家和社会的优待。”1950年，内务部通令各级政府在清明节纪念革命烈士。各地建立烈士纪念碑、塔、亭、林、墓等。1952年，《人民日报》先后刊载了邱少云和黄继光等烈士的事迹。沈阳市市北区在中秋节和国庆日前夕向烈属、军属发放慰劳高粱米近20000斤。在农村，代耕工作成绩显著，烈属、军属的农作物亩产量已接近当地农民的平均水平。1955年，有414000多名革命烈士子女在国家资助下入学，另有3300多名烈士遗孤得到政府教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崇尚烈士、尊敬烈属的社会风气逐渐形成。
——摘编自熊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革命烈士褒扬抚恤工作》
(1)根据材料，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革命烈士褒扬抚恤工作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革命烈士褒扬抚恤工作的意义。
材料：19世纪中叶，东南亚各国陆续遭受殖民入侵，通罗（泰国）坚持闭关锁国，危机深重。1851年，国王拉玛四世鼓励对外贸易，聘请英国教师教育王室子弟；废除诸多强化专制的礼仪；尝试民主选官；允许宗教自由；建立新式军队；修筑道路，建立皇家铸币厂生产便携货币。1873年至1910年，拉玛五世持续推进改革，在尊重贵族的前提下，逐步废除奴隶制和封建依附关系；在不触动寺院教育的前提下，、建立新式学校，选派留学生；实行义务兵役制；建立近代司法机构和法律法规；设立以皇室成员为主的内阁等。“拉玛维新”历时60年，使泰国经济走上迅速发展的道路，成为东南亚唯一没有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家。
——摘编自马丁《泰国迈向近现代化的重要一步——略论1851-1910年泰国拉玛维新》
(1)根据材料，概括泰国“拉玛维新”的特点。
(2)与中国清朝洋务运动相比较，分析泰国“拉玛维新”取得成功的原因。
材料 “膏火”制度设立于清代雍正时期，由官府、学校向学生提供钱粮补助，实行养以助教。自雍正以后，与考课制度相配套，又相应设立“膏火”奖赏制度。洋务运动开始后，以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为代表的新式学校，在创办时，皆“月有膏火，考有奖赏，一如曩者书院例”。由于学生人数的增加和进一步招揽学生的需要，学堂“膏火”支出的数额也在不断增长，以致学堂经费不敷。这一时期，科举人口激增，一部分士子索性把入学领取“膏火”当作一种治生的途径，冒卷、枪替、送条等舞弊现象在考课中频频出现。1895年，时人就提出废除“膏火”制度的倡议，认为向学生普及西学，“不愿入者听，不必给膏火经费”。1905年，“膏火”制度陆续在各地学校中被裁撤。
——宗尧、邓洪波《教养分离：晚清学校“膏火”制度革废的历史考察》
(1)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分析晚清新式学堂实行“膏火”制度的原因。
(2)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评述清朝“膏火”制度的兴废。
材料一 商鞅变法时在秦国颁布了分异令，规定“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贾谊称“秦人富家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所谓“子壮则出分”，即每个儿子均可以从父母处分得一份家产。汉代以来，家产继承遵循诸子均分的原则，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依旧有数额上的差异。女子在继承中的地位很低，故有“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妇有唱随之礼”的说法。在中国古代的继承制度中，法定继承一直是主要的继承方式，因此基本上不存在遗嘱继承的情况，只有没有法定继承人的情况下才适用于遗嘱继承。明清时期，兄弟分家、父子析产异居成为通常的行为习惯，并且发展为一套完整的方式和制度体系，“律不言家产，而例特为补文，以产争继者多，故于财产一层反复言之也”。
——摘编自邢铁《家产继承史论》等
材料二 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着手进行家庭财产制改革。《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首先确定妻子享有了继承丈夫遗产的权利，除配偶外的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顺序为：直系卑（晚辈）亲属——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而且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不问性别。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农村的财产继承原则还是传统的作法，姐妹无论出嫁与否，均不能继承财产。1950年《婚姻法》规定夫妻双方对于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与处理权，夫妻有互相继承遗产的权利。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明确规定了男女平等继承、法定继承、遗嘱继承、保护弱势一方等原则，继承制度更加精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张彩娟《中国家庭财产制的历史变迁与现代重构》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家产继承制度的主要特点及其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近现代家庭财产继承制度的进步之处，并简析原因。
材料一 为了治理黄河的水患，汉武帝采取了各种方法，甚而动员包括社会各界的人士参与到黄河水灾的救助之中。元封元年汉武帝“方忧河决”，随即出现了“河溢皋陆，堤繇不息”的惨象，汉武帝不得不动用包括术士在内的各方人士参与到水灾的治理。汉武帝是欲通过方士沟通人神之间的联系，根治水患。也许汉武帝感觉到触怒了苍天，在元封元年，汉武帝甚至要祭祀后土以求得苍天的庇护，他甚而认为“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谷”。除了，上述所谓的祈求苍天庇佑治理黄河水患外，汉武帝主要利用朝廷的大臣来治理黄河水患。如元光三年的黄河水患；“于是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在治理黄河水患的同时，为了安置灾民，汉武帝还采取大规模移民的政策，将遭受水灾的民众迁离本土，或者迁往漠北地区，或者迁往江南地区，使这些民众脱离了黄河水灾的侵扰，过上安定的生活。
——据薛瑞泽<汉武帝时期黄河水患治理及其历史启示》
材料二1952年，毛泽东首次出京就到黄河视察，并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周恩来对黄河的事情亲自挂帅，多次主持会议研究治理黄河的重大问题。根据黄河自身的特点和新中国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黄河水利委员会在中共中央治黄方针的指导下，提出了“兴利除害，分步治理”治黄指导思想。从1950年春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治理黄河的两个阶段工作，有目的、有步骤地对黄河流域进行从治标到治本的综合治理，遇制了黄河水患。1954年3月，黄河下游春季修堤工程全面开工。河南、山东两省各工段.上堤的民工共达五万多人，许多包工队都重新整顿劳动组织，并积极改进工具，推行先进工作法，使工程质量和工作效率都有提高。1954年黄河顺利地渡过了八次大汛，此后治黄委员会在此基础上编制了黄河流域规划，开启了全面的治本工作。
——据郭书林<从治标到治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治理黄河的措施及其效果。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后治理黄河的特点及其意义。
材料 曹魏征收的锦、绢当为口赋和算赋的合并。不同的是汉制征收货币，魏制改征实物；汉制以丁为征收单位，曹魏把人头税等货币折成绢、布以后，如果把完整成匹的绢、布，断裂成零碎的片段来折合成人头税，不但计算起来存在着困难，而且碎裂不成整匹的绢、布，也不能再制衣服，这对人力物力来说，都是莫大的浪费，同时也由于东汉末年以来，剥削过重，逃亡者多，户较丁更不容易流动，也就更便于征调，故魏制以户为征收单位，并易其名为户调。户调实施的最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古代中国，家庭纺织业始终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农业和手工业是一直结合在一起的，随着封建关系的发展，政府编户齐民一部分都被世家豪族分割去了，政府的税源日益减少，封建政权自然更需要加紧对自耕小农的剥削，这样，就会既向他们要大量租谷，又向他们要超额的调绢了。
——摘编自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曹魏户调改革的内容。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曹魏实行户调改革的背景。
材料一 有王莽（8－23年在位）之篡弑，则必有扬雄（西汉辞赋家）之美新。有曹操之禅代，则必有潘勖之九锡。是故乱之所由生也，犯上者为之魁，巧言者为之辅。
——摘自顾炎武《日知录》
材料二 王莽是一个很有建树的士大夫，一个文学赞助者，一个对朋友和穷人仗义疏财的巨富。他篡位之后，环侍其左右的皆是文学、科学与哲学方面的饱学之士。他把土地收归国有，将其平均分给农民，并且取消奴婢制度。像汉武帝一样，他也试图通过平准的办法来控制物价。他规定以低息向私人企业发放贷款。
——摘自威尔·杜兰特《历史的教训》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顾炎武对王莽所持态度的理由。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杜兰特对王莽的评价。两则材料对王莽的评价标准有何不同？
材料 鸦片战争后，我国度量衡无一定准则，制度混乱。民国初期进行改制，但效果不佳。民国十七年，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国权度标准方案》，规定（一）标准制：定万国公制为中华民国权度之标准制。长度，以一公尺为标准尺；容量，以一公升为标准升；重量，以一公斤为标准斤。（二）市用制：以与标准制有最简单之比率而与民间习惯相近者为市用制。长度，以标准尺三分之一为市尺，计算面积以六千平方尺为亩；容量，即以一标准升为升；重量，以标准斤二分之一为市斤，一斤为十六两。为保证实施，国民政府成立度量衡推行委员会，公布《度量衡法》，分地区、分期、分器逐步推行公制和市用制。成立全国度量衡局，掌管全国度量衡行政事务。标准制虽未能在全国推行，但与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市用制，在各省市商业行会促进下通行起来。
——摘编自阴法鲁、许树安《中国古代文化史》
(1)根据材料，指出国民政府计量改革的方向。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国民政府计量改革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