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随着疆域的扩大，金朝的统治者逐渐改变过去贱老的习俗，开始借鉴中原王朝尊老养老的传统。大定八年（1168年）“制子为改嫁母服丧三年”，泰和年间定有律令“祖年父母、父母无人侍养，而子孙远游至经岁者，甚伤风化”应加以重惩。赋役方面，规定对，年老且无负担赋役能力的年老者施以减免，体弱年高者作为特殊群体，得到了特殊照顾，金朝还会赐予这个特殊群体米、绢等物资。金朝还设立了养老处所，专门优抚退役的老兵。皇室还会设宴款待民间耆老，皇帝赐给饮食，对庶民百姓来说，这是极高的礼遇。纵观金朝的养老措施，虽没有中原王朝的具体、规范，但也涌现出一批孝子、忠臣，并形成了一股社会风尚。

——摘编自倪屹、徐洁《金代尊老养老风尚述论》

材料   魏末以来，百姓“唯兵革是闻”，统治者“惟刑罚是用”。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宇文泰接受了苏绰“治民之本，先在治心”的建议，改革诏书中首先就强调“先治心，敦教化”。与此同时，宇文泰又提出“恤狱讼”，要求治狱之官务必“不苛不暴，有疑则从轻，未审不妄罚”。宇文泰用人上有一个明显特色，不论原先属于哪个集团，不论民族、出身，量才而用，一旦任用，以诚相待。西魏还将役龄由十五岁改为十八岁，并规定“丰年不过三旬，中年二旬，下年则一旬。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在革新政治的同时，宇文泰在思想文化领域还进行“恒以反风俗，复古始为心”的革新运动以倡导儒学。

——摘编自施光明《宇文泰改革评析》

材料   纵观我国长达几十年的户籍制度改革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一是从1978年到1984年，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迁移的限制由严格控制开始转向适度放松。以1984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为标志，严格的户籍政策开始出现松动。二是从1985年到1999年，户籍制度改革进入暂住证时代。1985年，公安部出台《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实行暂住证制度。三是从2000年到2013年，以服务为导向的户籍制度改革全面铺开。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并予以农业人口的市民化政策财政支撑。四是从2014年至今，户籍制度改革进入居住证时代，改革向纵深扩展。2015年国务院出台了《居住证暂行条例》，在全国开始逐步建立起了以居住证为载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户籍制度改革实现了新的突破和依托。

——摘编自李丹阳、汪勇《新中国70年来户籍制度改革的演变历程、逻辑与趋向》

材料 西藏地方行政体制是中央在藏权威的制度保障。晚清以降，以驻藏大臣为首的驻藏系统官员贪腐无能，特别是英国第二次侵藏中驻藏大臣有泰的"颛预误国"，导致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与驻藏大臣关系恶化，进而对清政府强烈不满的严重后果。加之政教合一制使西藏地方政教上层对清朝在藏施政形成了越来越大的抗阻力。张荫棠结合清末新政时期的行政制度改革，逐步提出了西藏地方行政体制的改革方案。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裁撤驻藏大臣与驻藏帮办大臣，改设西藏行部大臣；行部大臣署内完全围绕经济改革对政府职能的需求新设了诸多职能部门，其他地方各级职能机构也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赋予了新的职能。行部大臣制度的相关新设职官向西藏地方政府的延伸，实际是对西藏地方政府的逐步改革，在当时中央在藏权威不足以直接改革西藏地方政府的情势下，不得不说这是改革的一种策略。然而，张荫棠的行政体制改革方案在实施上困难重重，随着他的离藏.其改革也不了了之。

——摘编自陈鹏辉《清末张荫棠藏事改革研究》

材料   西汉建国之初，刘邦为防止同姓诸侯王坐大谋反，欲以“孝”道牵制诸侯王觊觎皇位之心，却没能及时具体施行。汉文帝即位后，决定从心理层面教化民众，他把《孝经》提到与《论语》和《孟子》同等高度，并列为官学，使之成为社会教化的方式。他又颁布“养老令”，通过受鬻法对年迈者给予衣食方面的供应；通过赐物存问对八九十岁的老人赏赐帛絮和酒肉等日常物品，以表示对高龄老人的尊重与慰问。汉文帝对具备一定年龄条件、政治地位的老人赐予王杖，给予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等方面的特殊待遇。汉文帝通过法律手段推行“孝老”与“尊老”，举孝廉入仕，对不孝者严惩，形成尊老敬老的社会氛围。

——摘编自徐鑫鑫、岳燕雪《汉文帝孝亲养老政策探析》

材料 北宋店宅务，是国家行政机关之一，负责管理和维修国有房产，并向租住公房的人收取租金。当时京城及各州县均设有店宅务。京师店宅务，先隶三司，后改隶太府寺，设有“监官四人、专副四人、勾当官二人”；另有“掠房钱亲事官”各四五十名，负责招租、收租；又有“修造指挥（维修工）”各五百人。大中祥符八年（1015），朝廷颁布法令：“市中（失火）延燔官舍，其修盖讫移居者，免僦（租赁）居二十日。应僦官舍居赋直十五钱者，每正（元旦）、至（冬至）、寒食，免三日之直”。天圣三年（1025），京城店宅务辖下的公租房为26100间，当年的租金收入为134629贯，平均每间房屋的年租金5贯多一点，月租为400多文钱（大致是市井平民收入的十分之一）。

——摘编自吴钩著《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

材料   隋初实行州、郡、县三级制度。开皇三年（583年），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同时也由于魏晋以来，战争频繁，设置常变，行政区划不断缩小，一州仅及汉时一郡，需要加以调整。因此，根据“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的原则，将州、郡、县三级制度改为州、县二级制度（炀帝时改州为郡）。同时，将任免地方重要属吏的权力，收归朝廷，凡九品以上的地方官，一律由吏部任免，并由吏部每年考核一次。后又规定刺史以下的地方官，三年一换，不得重任，并须回避本郡，使地方豪强难于把持本地政务。特别是仿北魏例收回了地方官对死罪的处决权，文帝在诏书中明确规定宣布“诸州死罪不得便决，悉移大理案覆，事尽然后上省奏裁”。至此，封建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较为成熟的阶段。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法制史》

材料   北宋庆历年间，“西师未解，契丹初复旧约，京东西盗贼蜂起，国用不给”。范冲淹上奏《答手诏条陈十事》，后被宋仁宗采纳，新政陆续推行。新政内容主要涉及改革官员升迁办法，加强对官员的考核，裁撤不称职官员；禁止权贵子弟未经考试而获得官职，限制“恩荫”人数等。对于地方官，给足“职田”，使之丰足，藉以“责其廉节”，以“正纲纪，去疾苦，救生民”。改变朝令夕改的旧习，慎重立法，执法必严。依照唐朝府兵制，京师先招募卫士五万人，“一时教战”，“以助正兵”，同时使之“三时务农”，由此“大省给赡之费”。提出厚农桑、减摇役，以“寇盗自息，祸乱不兴”。另外大力提倡乡村设置“祠堂”“义庄”“族产”“族规”“乡约”，以济乡民。庆历新政随后因遭到权贵的反对和宋仁宗的动摇而以失败告终。

——摘编自朱瑞熙《北宋范仲淹“庆历新政”》

材料1937年2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有人对此前国民政府颁布的新盐法是否适合于非常时期提出了疑问。他们认为，鉴于国难日重，且各国经济政策亦多由自由趋向统制，故对新盐法的施行，“尚应妥慎研究，不宜轻于尝试”。他们极力宣扬专卖制度的优点，认为其不仅具有突出的财政收入职能，而且具有优良的经济及社会政策功能。嗣后财政部对于盐政改革问题，转而倾向于实行专卖政策。1942年1月，国民政府宣布实行盐业专卖制度，盐业专卖制度使国民政府获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而作为经济统制的一部分，盐业专卖制度不仅有利于维持战时盐业生产，而且对调剂供销、控制盐价、防止垄断等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摘编自夏国祥《近代中国盐政改革思想初探》等

材料 曹魏征收的锦、绢当为口赋和算赋的合并。不同的是汉制征收货币，魏制改征实物；汉制以丁为征收单位，曹魏把人头税等货币折成绢、布以后，如果把完整成匹的绢、布，断裂成零碎的片段来折合成人头税，不但计算起来存在着困难，而且碎裂不成整匹的绢、布，也不能再制衣服，这对人力物力来说，都是莫大的浪费，同时也由于东汉末年以来，剥削过重，逃亡者多，户较丁更不容易流动，也就更便于征调，故魏制以户为征收单位，并易其名为户调。户调实施的最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古代中国，家庭纺织业始终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农业和手工业是一直结合在一起的，随着封建关系的发展，政府编户齐民一部分都被世家豪族分割去了，政府的税源日益减少，封建政权自然更需要加紧对自耕小农的剥削，这样，就会既向他们要大量租谷，又向他们要超额的调绢了。

——摘编自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